女性死刑犯：從國際報告看台灣

圖 / Photo by Chaozzy Lin on Unsplash

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全世界死刑犯和死刑執行的總量中，女性佔比皆少於百分之五。如果是這樣罕少的族群，為何值得關心？康乃爾大學法學院世界死刑中心（Cornell Center on the Death Penalty Worldwide）出版《全球女性死刑犯概述》，發現女性死刑犯的案件高度集中在少數類型，且司法體系層層序序都有性別歧視的徵候。台灣歷來也有多位女性被判死、或在死刑邊緣徘徊，他們的困境正切應了這份報告所述，值得逐一梳理。

量刑前社會調查

到2018年九月為止，全世界至少有五百位女性死刑犯待執行。其實女性死刑犯的數量和未成年犯罪不相上下，但獲關注的程度遠遠不足，長此以往有個事實未被重視：女性死刑犯在成為加害者之前，大多是家暴、性侵等性別壓迫的受害者。

如果刑案被告的基礎事實被忽略，法院等於是憑片面資料證成死刑判決。量刑不參酌性別要素，這些女性的生命經驗不被充分考慮，更加證明死刑是一個任意又不公平的殺人機制。

探討性別如何在死刑制度裡運作是個複雜議題，因為歧視有許多模式，對女性被告來說可能同時帶來利益與傷害。無可否認地，女性反暴力的傳統形象較易帶來減刑。反過來說，當女性觸犯根深柢固的性別規範，卻會受到更嚴厲的刑罰。兩種現象都存在，無法抵消彼此的討論價值。

性別刻板印象

狠母、心機女、毒蠍蛇女或女巫，這些與傳統理想女性相反的描述詞，緊緊黏附在女性死刑犯身上。他們的情感遭遇也常被用來建構犯案動機。美國女性死刑犯布藍達．安卓（Brenda Andrew）受審時，檢方對陪審團播送他的婚外情史；他衣櫃裡的內衣成為呈堂證物，因為這件內衣證明他不像個悲傷的寡婦，反而像是有錢有閒的逃亡者；檢方說種種跡象都指向他殺夫。

1995年潘明秀被冠上「士林黑寡婦」之稱，眾人聚焦在他如何煽惑愛慕者們助他殺丈夫和男友。辦案刑警甚至被問到，他是否具有吸引力。媒體說他眉清目秀、眼睛會勾魂。女性氣質似乎成為驅動犯罪故事開展的重要引擎，更切題的真相被掩蓋：他的丈夫酗酒又吸毒，且丈夫和男友都長期施暴。

國際報告顯示：女性通常跟他的伴侶或其他男性角色一起被逮捕。有些女性面臨死刑是因為他們和男性共同被告的關聯，這樣的性別預設可能侵害無罪推定原則，以及女性被告獨立受審的權利。2012年犯案的蔡京京就遇到上述情形，他和男友被指控共同弒母。蔡京京曾表達有想要阻止，但怕男友生氣。

性別暴力

受暴婦女為什麼不逃？許多國家的法院相信，女性既然知道自己身處危險，不可能還跟對方維持如此長久的關係。自由意志和能動性一般被視為理所當然，受暴女性卻難能擁有；家暴帶來的創傷與威脅使他不得不待在陰暗的原地。

當女性起身抵抗加害者，最終導致殺人和死刑時，法院把受暴背景當作僅供參考的因素，不必然會減刑。各國法律普遍將自我防衛定義為：反抗正在發生的攻擊。多起案例裡，法院判定案發時沒有立即的危險，女性被告是過度反應。這種觀點顯示司法系統對性別暴力的無知──家暴就算不是當下發生，卻可能是綿延漫長，長達一輩子的。

性別暴力往往複合齊現，性侵、童婚、被迫成婚再來家暴，1993年鄧如雯殺夫案就是這款多重併發的真實寫照。當時辯護律師主張，鄧如雯動手是出於正當防衛與義憤殺人，同樣被法院認為不適用。

移工、貧窮和精神疾病

受暴之外，其他脆弱情況下的女性也較易遭遇死刑。在波斯灣阿拉伯國家，若移工和雇主起衝突，有時候會受到犯罪指控作為報復。他們對當地語言和體制陌生，幾乎無法取得翻譯和有品質的法律代理人。台灣也有新移民女性的案例，印尼配偶王麗芳2018年殺前夫和女兒；可惜少有人注意，偏見如何促成這場悲劇、他在司法程序受到多少歧視。

死刑幾乎貼合著階級在作用，窮人得費極大氣力才能和犯罪保持距離。底層女性常常缺乏教育，2015年印度女性死刑犯有一半是文盲，不識字使他們很難完整參與審判，也增加錯誤自白的機率。女性精神疾患者若癒不了病，很容易落在罪的隔壁；被說是「驚世媳婦」的林于如有慢性憂鬱症病史與輕度智力障礙的問題，卻還是背負了死刑。儘管國際公約明確禁止對精神病患判死。

按照這個「以母性連結來估量女性死刑犯」的邏輯，那些傷害小孩的女性將更易受到譴責。圖／freepik

母親角色

禁止對懷孕或撫養幼童的女性執行死刑，這也是國際公約寫明的，各國普遍落實這項「子女利益最佳化」的基礎原則。此事值得稱許卻隱含一個前提：發揮母性的女性才值得被寬恕。按照這個「以母性連結來估量女性死刑犯」的邏輯，那些傷害小孩的女性將更易受到譴責，2020年單親媽媽殺子案就是這樣掉入「失職母親」的偏見之中；被告長年承受單親壓力的艱苦被忘記，固有母親形象反而無法使他獲得寬宥。

國際之外，台灣特顯的因素

除了國際報告提出的要點之外；台灣女性死刑個案顯現其他性別因素。女性身障者是否有特別處境，導致他們可能墮入刑案？潘明秀有小兒麻痺，這項因素很少被詳細檢視。

儒教傳統表彰的家庭價值緊緊綑綁個人，姑嫂婆媳相處埋下毫無道理的情緒與怨怒，殺害小姑的張芳馨就是典型案例。如果他們原先不必以傳統的家為單位，被框在一起生活，或許事情能有所不同。

台灣學校體系避談性和情感教育，怎樣追求和分手、被劈腿怎麼辦、關係受挫走到盡頭想離開有什麼方法？這般困難棘手的問題都被認為不需要教。人人只能自己悶著頭笨拙地在次次犯錯中摸索學習，出醜事小，一不小心犯大錯就可能是害命和死刑。洪曉慧和謝依涵都有這樣的情感難題。

文中提及之個案整理

（製表：詹斯閔）

結構成因

為什麼這些女性的故事大多是由男性來說？警察、律師和法官各階層缺乏女性擔任要職，女性經驗因而較易被忽略，司法體系同時反過來助長了社會的性別歧視。多數律師缺乏資源和訓練向法院闡明性別要素，就算辯護人能夠充分說明，法院也傾向於不採認。

作為一個不被充分認識的族群，女性死刑犯亟待更有系統的深究，這篇國際報告可說是首發先聲。也深深期待台灣社會和司法各界能更懇切認識性別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