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建儒
台灣貧窮率逐年下降，據衛福部統計，2013年低收入戶人數仍有36萬人，至2022年卻僅剩28萬人。連年下降的貧窮率，看似台灣社會逐步上坡的象徵，但在2023年，數個關注貧窮議題的非營利組織組成台灣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下稱社救盟），向政府提出《社會救助法》修法倡議，期待能廢除與修正不合時宜的申請門檻。
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下稱芒草心）倡議專員王今暐拆解台灣均富表象下盤根錯節的闕漏，打破近年台灣貧窮率下降、貧窮人口逐漸減少的美好幻想，一起聊聊社會救助法是什麼？貧窮者又如何從層層社會安全網中一路掉落？
僵化體制阻礙濟貧 盼修法改善貧窮現況
當貧窮者需要政府救濟時，政府應發揮功效，協助濟貧。但實際上，作為救命稻草的《社會救助法》卻成為貧窮者看得到卻摸不到的虛幻想像。《社會救助法》的設立主要用於貧窮扶助，協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生存困難者自立生活。但王今暐指出，《社會救助法》自上世紀沿襲至今已超過十年未曾進行大幅度修改，導致最需要補助的貧窮者被排除於《社會救助法》外，無法申請救濟。
社救盟與芒草心於2023年開始倡議行動，王今暐提到，燃起倡議大火的火種源自2017年的兩公約國際審查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台灣應制定無家者專法及資料庫，以反映貧窮者現況。但後續衛生福利部卻僅委託一份研究案，且並無下文；在2022年審查中，也未再主動向國際專家報告近期改善狀況。因此芒草心決定發起倡議行動，串連不同的弱勢團體組成社救盟。
政府忽略貧窮事實 弱勢難以通過審查
王今暐質疑政府並未看見貧困者，他指出目前政府並未每年例行公告實際貧窮率數據，僅是把已經通過低收、中低收人口或家戶數加總起來，得出約58萬人。然而在社救盟推估下，卻發現全國約有280萬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與政府發布的數據相比，兩者相差10％，也就是約有220萬人被排除在社會體系之外。
台灣以「全家家庭總收入平均除以家庭人數後，每人每月月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定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而最低生活費計算則依照當地區域每人可支配所得的60％計算，並由六都自行公告標準，其餘縣市則根據臺灣省及福建省規定，全台竟有8種對貧窮線的金額定義。
「他們已經連住處費用都支付不起了，但卻有九成五是沒有資格的。」王今暐指出，《社會救助法》將95％的無家者排除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他提到，台灣在貧窮門檻定義上，與歐盟同樣採用中位數的60％，然而，卻比各國多上許多附帶條件，阻擋貧窮者通過低收、中低收入戶審查，真正可進到社會救助系統取得資格的只有58萬人。
沿襲戒嚴法規至今 虛擬所得傷害人權
王今暐點出《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1項中的「虛擬所得」，他直言政府為了行政方便，在無法查清個人薪資證明及財稅資料時，便會預設民眾若在工作年齡沒有特殊情況下，就一定會有2萬7千元的收入。他提到該法源自1963年《臺灣省社會救助調查辦法》，戒嚴時代下，政府對人民不信任，認為在勞動人口年齡卻無收入者即為好吃懶做之徒，因此設立「虛擬所得」。而在1980年《社會救助法》立法時，為了讓家庭總收入計算有依據，政府便將「虛擬所得」納入行政附則中沿用。
「政府可能會預設有一些錢是藏起來的，或者你應該要賺到更多錢。」王今暐分享，曾有民眾收入僅1萬多塊，卻被地方政府預設虛擬所得，變為2萬6千塊。民眾不服提告，而行政法院雖判決地方政府於法有所不合，但卻被具有裁量權的地方政府認為，在大眾皆被設立虛擬所得之下，將該民眾排除於虛擬所得之外，會對大眾不公平。王今暐質疑這樣的作法如同「因為其他人被歧視，所以你也應該被歧視」，為求行政便利而忽視人民權利。
社會救助暗藏弊端 破碎安全網難見效
此外在《社會救助法》中，申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限制申請者必須居住在戶籍地，且出生地與戶籍地必須一致。王今暐認為，台灣不乏許多外縣市租屋族、無家者、在台有家庭的新住民，要求申請者一定要住在戶籍地才可跟戶籍地政府申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的作法相當不合時宜。他指出，其他國家並未嚴格限制「綁戶籍」，且台灣仍有其他法規承認實居地。他擔憂，在「綁戶籍」的規範下，若貧窮者未在戶籍地工作、生活，最終將被社會體系排除。
王今暐提及，社會救助法以家戶為單位，家庭為中心來申請，其預設一等親或同戶籍直系親屬，即使實際上失聯多年，仍具有100％的互相扶助義務。他分享過去服務對象中，大部分無家者早已與家人失聯，都是靠自己打零工的收入來支撐生活費，但賺到的錢除支付自己的生活費外，已無餘力租屋，才會流落街頭。王今暐認為，《社會救助法》認定每個家庭都和諧，資產百分百會和家人相互平分的假設，在當今已顯得過於理想化。
為什麼《社會救助法》漏洞百出卻又未見修正？王今暐認為對於行政機關而言，《社會救助法》是已操作多年的法規，舊有的規定早已成為行政機關的慣例，將這些規定放入法律僅是作為法律依據而已，並非以貧窮者、使用者為主體的思考模式。王今暐坦言，民間團體20年來持續跟政府溝通，不過政府相當抗拒改變。他擔憂隨基本工資提高，《社會救助法》也將排除更多的窮人。
台灣長久以來密密織起的救助網絡中，《社會救助法》成了複雜網絡的中心點，牽一髮而動全身。王今暐指出，只有社會救助法中定義的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才屬經濟弱勢者，而《住宅法》等多項法令皆參採《社會救助法》對經濟弱勢者的認定標準。他以無家者為例，指出無家者不僅無法被歸納在經濟弱勢者，甚至在政府300億的租金補貼專案計畫內，因不屬於經濟弱勢者而無法獲得經濟弱勢者的加碼倍數。王今暐分析，當無家者試圖租屋時，將會先被《社會救助法》排除第一次，再被《住宅法》排除第二次，他指出，會使貧窮者跌落層層社會安全網中的肇因，其根源便是《社會救助法》。
擺脫現有僵化制度 盼政府正視貧窮議題
王今暐以日本法規為例，指出就算是強調親屬間互助責任的日本，審核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上，也僅看申請者的真正同居共財者，作為事實上的經濟共同體。此外，日本還設有針對無家者與貧窮者的《自立支援法》，作為介於勞保、健保及底層生活保護網之間的第二安全網。王今暐直言台灣並無第二安全網，他認為當貧窮者未被第一安全網接住，便會直接掉到名為《社會救助法》的最後一道防線。然而這樣的社會安全網破洞百出，根本無法接住大多數的貧窮者。
「台灣從上世紀到現在國家一直把扶助貧窮的責任丟給家庭承擔，這個態度到現在也未改變。」對於台灣貧窮者的未來福祉建立，王今暐認為，政府承認貧窮者的存在並負起扶助貧窮的責任是改善現況的第一步。透過每年例行的統計、公佈，將需救助人口比例貼近實際比例。接著，擺脫上世紀不合時宜的假設，包括虛擬所得、強大的家庭支柱。並鬆綁「綁戶籍」規定，使貧窮者可向時居地政府申請救助。他補充，除修改現有法規外，更應加入無家者專章，打破過去台灣過於以正規家戶為中心的社會救助體系，把無家者接回社會救助中。王今暐重申，在21世紀，國家不再只是附帶性的從旁協助，而是應將扶助濟貧的責任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