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今日，憲法法庭就死刑違憲疑義一案（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宣判，認為基於達成刑法嚇阻功能、公正應報的理由，宣告死刑合憲；但就第三審未有辯護人、偵查中無強制辯護、法院未為一致決、被告為精神障礙者的情形，憲法法庭諭知應有更完善的程序保障。就該憲法法庭判決之結果，本會聲明如下：
本會對憲法法庭所為判決結果表達遺憾。憲法法庭的判決，是因為在犯罪行為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時，基於國際公約的要求，應節制國家刑罰權，因此再次宣示限縮死刑僅能適用在「最嚴重犯罪」的情況下，才能作為刑事制裁的手段。同時，對於在審判程序上，死刑作為最嚴厲的刑事制裁手段，應該要以最嚴謹的程序，確認其犯罪事實、正當法律程序皆無任何疑義。
然而，在本次釋憲案中的37位當事人中，王信福與邱和順兩位本來即是在有疑義的法律程序下（被告或證人遭刑求、凶槍上無被告指紋、證詞錄音帶消失等）所生的冤案。憲法法庭未能於本次判決注意到此一問題，本會深感遺憾。
本會認為死刑存廢的相關討論，並不會在本判決後消失；相反地，國家機關應該不再藉由槍決人犯，來緩解社會大眾對嚴重刑事犯罪的焦慮，而必須直接面對問題所在。
藉此機會，政府應更全面探討重大犯罪成因，強化社會安全網的建構。真正的開始理解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經歷了什麼之後，成為了社會眼中的怪物，並且真實的面對、探討如何避免這些悲劇的一再發生。我們認為，法務部作為我國法務行政、刑事政策的主管機關，每年就我國治安及重大犯罪防治之近況，應向國民進行詳細報告（例如：建置重大刑案資料庫，對重刑案發生統計及原因分析、彙整審理中案件的進度及結果、簡述執行中案件的情形），除了重申對於嚴重罪行的譴責及零容忍之外；更積極地來說，也應研究相關的風險因子，並透過政策降低出現加害人的系統性因素，或對於潛在被害人提出注意風險的呼籲。
就此，我們希望政府對於重大刑案的成因分析、個案追蹤、犯罪預防、被害人家屬的補償及關懷上，都可以有更負責任、系統性的積極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