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Unsplash)
文／郭彥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旨在回應《左眼看世界》近日刊出的〈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下稱《左》文），以及刊出後的相關討論。上篇側重於和《左》文商榷一些基本預設，下篇則試圖指出一些批評意見仍在迴避的問題。
首先，針對《左》文拋出左派的國際主義關懷，我認為這當然是重要的。或即使不談左派意義下的國際主義，任何一種信念在推動時，都會訴諸普遍性，但這應該不意味著在地的經驗、狀態與條件就不重要，任何倡議都無法脫離所處身的政治條件，而對於在地課題的加權重視，未必就跟國際主義衝突。
我的意思是，對各種倡議來說，「國族最優先」的主張當然會和一些核心信念有所牴觸，譬如你很難想像一個認為「本國男性利益無論如何最優先於非本國女性」的「台灣國族女性主義者」到底還怎麼算「女性主義」。可是，從「最優先」到「著重」，這是有層次差異的。此外，國族（nation）、本土（native）到在地（local），也是有差異的。
對我而言，即使「國族處境最優先」對於「左派」或各種倡議者而言是矛盾或惡劣的，我們是否還是可以想像一種「著重於在地處境」的左派？而那個「在地處境」可以就是一種「台灣共同體」的處境？那個「台灣」未必是國族為界的台灣，甚至只是暫時性、權宜性，都未必要得稱之為「台灣」，而可以一定程度調和在地與國際主義？我可不可以是一方面反對「凡事都優先從台灣（國族）自身利益出發來思考」，一方面又堅持「必須納入考慮這（個／群）島嶼人民的利益」的一種在地的左派立場？這樣跟國際主義是否還必然矛盾？《左》文作者的措辭雖然沒那麼強烈，但我仍覺得台灣處境或在地經驗在其中被限縮了。而若左派仍希望在當下台灣有所影響力，那麼工作之一，或許就是透過去釐清這點，來建立這樣的可能性（曾經標榜和嚮往「左獨」的人，可能也是這麼期待）。
更何況，此刻呼籲要看見美國的全球暴力的具體論述，仍然指向台灣跟美國的軍事合作，又或者是與以色列的親近等，這恰好是一個例證，說明所謂「反美」或「國際主義」仍需納入在地處境，而一旦考慮「在地處境」，顯然就不可能排除考慮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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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理解現在整個言論環境都傾向一種表態檢查。人們很難只從一篇文章內部去思辨討論，而非得要檢查歷史發言紀錄是否吻合特定一種正義想像的比例，甚至不倚靠文章到底說了什麼，而只用文章到底是否沒提到什麼、提到的比例就想推斷他人的心思。我不太認同這種討論文化，我相信《左》文作者也反感於這點，但我還是想稍微點出是《左》文的哪些陳述，可能導致許多人閱讀為「一定要反美才能當左派，或者左派就得夠反美」。我反對這種論點，我認為一個人是可以非常專注在自己在乎的議題上，去貫徹各種對平等的信念，也不必然要檢查他的言行是否充分反映了國際上的左派價值優劣排序，以及對應這個序列的比例。
當然作者的意圖不是要檢查這點，但我只想從《左》文中也提到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是否「反美帝」或許真的不是必要或先決條件。文中都提到蔣介石政權曾失去美國支持，美國與中共建交（其實至今），美國甚至曾出售少量軍事設備給中共和協物武器升級（直到8964後實施禁運），那麼對當時身處台灣的左派來說，「反美帝」的內涵或重要性是什麼？這真的就多優先於比方打倒當下的右翼威權政體？又歷史上美國的帝國主義也經歷很多層次與歷程的轉變，當美國為了牽制蘇聯或越南等，開始跟中共交好，當時／今時各地的左派怎麼看待和理解這件事，去設想可能的主張與行動？
我藉由這個例子是要說，結合上一點談的「在地處境」，我真心認為，一個不談美國，或者不時時優先處理美國問題的左派，是可能的。國際主義應該不等於要「以左派價值衡量世界上所有議題的嚴重程度，然後制定一個完全相吻合的優先順序」。
這段話大概也是給曾經的自己的一段辯護。我一直到研究所階段才開始接觸美國帝國主義的歷史問題，卻在反媒體壟斷、反迫遷、318、全關、國道收費員等一個又一個抗爭事件裡就被階級議題召喚，覺得自己應該要能是個左派，儘管當時的國際主義意識稀薄，我仍不認為那樣就決定了我不能夠算是左派。（即使反資本主義的階級成分從此刻許多人的眼光來看，根本並非某些運動的主軸，但至少是那些確實曾被喊出來的口號與論述，而非國族意識召喚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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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左》文講到「因為就算再怎麼討厭中國的國際左派，最低限度都能同意中國崛起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增加了撼動美國霸權的可能性」，這句話應該會引發許多人反感，我也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不同意。這句話的觀點可以再連結到前幾段說的，部分左派會認為中國「在國際影響力上甚至有和美國互別苗頭的可能性，這些都帶來了鬆動或挑戰美國帝國主義的機會」。
我想講的是，對左派來說，即使「美國霸權地位」受到挑戰，即使中國崛起增加了這個可能性，也不會就等於是好事。因為若左派的終極目標是「打倒資產階級霸權」，「美國霸權」顯然不會自動等於「資產階級霸權」，「美國霸權」的鬆動當然也就不會等於「資產階級霸權」被鬆動。
我很怕太進入關於「霸權」的左派理論性討論，所以就回到第二句美國帝國主義的觀點來說吧。美國帝國並不等於世界上一切的帝國主義，因此即使中國有更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和美國互別苗頭、挑戰了「美國帝國」，也未必就是好事。從歷史上來看，帝國「主義」的發展，本來就同時容納了許多的帝國。帝國可以同時存在和擴散，也可能在某個時刻同時急遽衰退和轉型，譬如二戰後亞拉非等各地的解殖浪潮。也就是說，都不用討論到中共多大意義上、能或不能算是帝國，應該就要能承認，一個帝國（如美國）的影響力被挑戰，都不等於全球帝國主義的鬆動和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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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幾點，我要說的是，如果稍微偏頗、粗糙地將《左》文可能傳遞的核心訊息，簡化為「必須具有國際主義精神，優先或至少足夠重視美國帝國的問題，而非台灣利益，才能算是左派」，那麼我不完全同意。
看了幾則轉貼討論，有人感嘆到，去一些國家與運動者交流時，會羨慕那種能具有左派的國際格局、同時批判國家、組織工會和支持各種民眾運動等，且論述都能自洽的狀態，而不是像台灣這樣充滿矛盾和混亂。我一方面非常理解這種羨慕與感慨，但我也必須要指出，那些被比對的地區－－比如菲律賓、沖繩、韓國－－所座落的位置，以及所面臨的主要危機來源，本身也有其特殊脈絡。而如果去看那些被美國視為敵對勢力、但自身政府同樣千瘡百孔充滿問題的國家，比如伊朗、俄羅斯或中國，我相信他們國內的左派也都需要努力調和對自己國家的批判，以及怎麼看待和處理美國帝國主義，並同時肩負來自多方面的指責和質疑。
我相信許多人會覺得台灣理應跟菲律賓、沖繩或韓國比較像一些，畢竟我們應該屬於「自由世界／美國盟友」的陣營，在地理位置上又更加親近，但如果考慮中國對台灣具威嚇性的影響力籠罩程度，甚至是從密集的周邊軍事演習，乃至於類軍事行動的切斷海纜等，都已不能把這完全視為「外部因素」。所謂對於所處國家與陣營的內部批判和自我反省，固然是左派的重要傳統與健康公民社會的美德，但在台灣社會的構造上，理應不是只有「親美」需要被反省。
台灣儘管在軍事等面向上特別「親美」，許多時候卻也高度與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重疊。這種重疊有對抗性的面向，從前面提到周邊海域軍事行動，到國民黨一面召喚大中國民族想像，一面在仗著人數優勢在立法院徹底破壞議事規則，與荒腔走板的預算刪除，都難以脫離中國的政治影響；另外也有親近的面向，包括兩岸長久以來的人民交流及其遺產，曾經有許多自由派中國文化人、運動組織工作者的交流、來台交流的陸生，此刻的陸配和仍可能有的家人，如果「陸配是家人」喊得震耳欲聾，並真心把這些都當作台灣經驗與社會的一部分，那麼這些人的處境，以及此刻（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的政治環境將造成什麼樣影響，自然也不可能視為「外部問題」。又或者是兩岸資本流通，乃至台商曾經向中國輸出的管理模式與造成的勞動問題，這些因兩岸社會的部分重合，而成為台灣社會構成一部分的經驗，不應該脫離所謂左派反省的範圍。
總之，抱持著這樣的覺悟來考慮台灣談論左派關懷得面臨的艱難與矛盾，並從前述一些自身政權與美國有矛盾的地方得到參考，看要同時抵抗獨裁暴政的左派如何發展論述，或許也就沒有那麼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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