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崇熙 (雲林科技大學教授)
318太陽花學運已經在台灣歷史上寫下令人驚嘆的一頁。學生們（及許多NGO公民）超越了政府的權力框架，也善用新世代的網路科技與社會網絡，開創了許多社會創新；更重要的是，這次學運是面強力照妖鏡，從一開始揭露服貿協議黑箱作業，一路將台灣的憲政危機、代議民主的侷限、權力者的傲慢、傾中媒體的醜陋、御用媒體的粗暴、藍綠政黨的手足無措、政府官員的顢頇、政府決策的粗劣、經濟至上的扭曲、國安問題的漏洞、…等一一地揭露與批判。
可是，許多學運參與者，如學生、老師、NGO、總統、行政院長、經濟部長、教育部長、新聞記者、資本家、網路鄉民、大學校長、…等，幾乎都是大學教出來的社會行動者，或者就是大學教師去轉任者。上述學運所揭露的種種問題，正是大學當前隱而未現的問題。大學多年來受到種種權力的馴化以至於僵化的問題若無導正，台灣社會還會繼續陷在無良政黨惡鬥與民主崩壞的困境中。
學運發生後，162所大學的反應是什麼呢？極少如東華大學吳茂昆校長般公開支持學運對民主發展的貢獻；有幾位校長呼籲學生要理性和平，最好趕快回學校唸書；也有校長「向社會道歉」，因為「大學沒有把學生教好」；但是，絕大部分的校長是默不作聲，彷彿學運所揭露的種種問題都與大學無關。是的，大學所關心的是進入世界百大、經費、計劃案、五年五百億、SCI論文、招生等議題，都與這次學運的議題無關。這種社會無感就是大學被權力者高度馴化後僵化的悲哀。
重新思考成立大學的宗旨是什麼？是為了排名、生產論文、爭取經費嗎？不是！大學旨在作為前瞻的社會良心、解決社會重大問題、培養優秀的社會公民、讓學生有能力揮灑生命創造未來。是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才去進行學術研究。可是，現在大學已經忘卻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而本末倒置地以生產論文及爭取排名、計劃經費等為務，可說大學已經自我異化了。以這次學運的反黑箱服貿訴求來看，不管關於民主運作或服貿協議內容，都深切地關係到台灣社會未來發展，更關係到學生們未來的生存發展。因此，大學應該動員所有系所師生，從各個專業領域來討論服貿協議內容及檢討民主憲政崩壞。但遺憾的是，絕大部分大學都對服貿協議與民主憲政議題視若無睹，彷彿台灣的未來與大學無關，也與學生的未來無關。
當大學在現有的權力體制中將自己異化為爭排名、爭計畫、爭經費時，就會無意識地被權力馴化，以權力者所設定的既有遊戲規則為框架，不但不敢有絲毫的逾越，還會迎合權力者的意旨，用各種方式阻撓學生關心社會議題、斥責學生違法亂紀，甚至還有大學副校長稱讚黑道出身的白狼「說出了社會大眾不敢說的話，打了學生一個學校不敢打的耳光。」可是，如果民主社會運作良好，如果權力者尊重民意，就不會出現衝撞法治的學生「暴民」，更不會有50萬人上街頭去聲援這些學生「暴民」！傲慢的權力者會認為這50萬人都是理盲而濫情而不用理會。但是，如果大學看不見學運反映了沛然莫之能禦的民意走向，如果大學看不出台灣所面臨的憲政危機與代議政治失靈，那麼，大學就失去了教育的天職而麻木僵化。
僵化的大學中，校務發展的決策是校方寡頭精英（校長、四長、院長）決策加上失靈的代議政治（即功能甚微的校務會議），全校師生很難參與校務決策。此如同太陽花學運所批判的政府寡頭決策（總統、行政院長）加上失靈的代議政治（橡皮圖章式立法院），廣大的民意很難進入政府決策。
僵化的大學中，教師在SCI式獎懲系統中被規訓而在單一專業典範中朝向歐美主流領域努力，看不到社會重大議題是高度跨領域的複雜。此如同太陽花學運所批判的服貿議題被政府化約為只談經濟，看不到服貿議題是交織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防等高度跨領域的複雜。
僵化的大學中，學生一方面在考試標準答案中接受知識權威，二方面在父權式大學行政中接受規訓權威，三方面在課堂師生的權力傾斜中接受教誨權威。因而學生對教育內容與教學方法總是逆來順受，不知有多少學生被落伍的教育所糟蹋也不敢出聲。此如同太陽花學運中，政府官員不斷地訓斥學生不懂服貿專業，一直要學生接受政府的專業領導。大學更是訓斥學生不應該挑戰政府權威而「違法亂紀」。
學運過程中，教育部及大學校長一直呼籲學生回學校「好好唸書」。但是，唸書所為何事？不就是關心社會及創造美好的未來嗎？這不就是學運的訴求嗎？當學生將大學宗旨確實實踐了，大學應該感到振奮而予以學生最大的支持啊！學運過程中，大學校長應和著權力者而痛斥學生「違法亂紀」。那麼，大學該如何教學生尊敬國父孫中山先生及諸多革命先烈呢？他們對清朝的革命就是當時的違法亂紀啊！我們怎麼會以青年節、雙十節、國父誕辰紀念日等來紀念這些違法亂紀的「暴民」呢？（其實，只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大學從校長、院長、系所主任、到教師，都是現有權力結構與教育制度下的勝利組，也就經常被權力馴化而無意識地複製既有權力模式。能夠一路向上爬到校長位置者，大多是順應權力文化者，而不是挑戰權力者。校務會議雖然號稱最高權力機關，卻幾乎都是橡皮圖章，遠遠無法與學校強大的行政權相對等。校長之於全校師生就像總統無人能監督一樣。這般父權社會式大學校園文化出身的教授（或校長）轉任為政務官後，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一以貫徹上意為務。這次學運中，教授出身的經濟部長對持有異議的大學師生大加訓斥，即可見一斑。至於行政院長及總統，就完全不用說了。
大學若要負起社會責任，就應該捨棄校園的權威文化，引入多元民主（如直接民主、代議民主、審議民主、團體協商、師生共學、…）來翻轉校務決策、系務發展、課程結構、課堂教學。新世代有許多活潑創意的想法，也對時代脈動敏銳感觸，大學校園若能師生共治共學，校方及教師才有機會從新世代身上感知社會趨勢與潮流，對於大學學術甚有幫助。學生若能參與校務、課程訂定、課堂知識生產等，才能將大學教育轉化為自身生命成長，而不再是課堂上的人形墓碑。
不管是對學運予以支持、參與、痛罵、反對、冷嘲熱諷、冷漠，都無法抹滅太陽花學運對台灣民主進程開啟了新契機。當權力者以司法判刑來威嚇學生，學生卻已經很有氣魄地高喊「我負法律責任，馬英九負歷史責任。」當大學困在權力馴化與自我異化中僵化，學生卻已經豪氣萬千地喊出「我們懷抱理想而來，現在承擔責任而去。」學運不僅要衝撞僵化的政府，也應該衝撞僵化的大學啊！
圖：林崇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