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偉翔 (成大醫院實習醫生)
馬英九總統就職6周年座談，特地南下選在中國醫藥大學舉行，會後與學生座談被問及「血汗醫院」時，竟回答「有哪家血汗醫院，就告訴我」。相信不只有我一人，甚至在現場聽到此番言論者，大多數的基層醫療勞動者都只能苦笑以對，摸摸鼻子抱怨一番，繼續待在工作崗位上奮鬥。
根據醫改會整理，民國101年至103年5月，全台各縣市多間醫院違反勞動檢查，其中公立醫院包括龍頭台大醫院、署立醫院體系及榮總系統等皆榜上有名，更不用說私立的長庚、馬偕、國泰等醫療院所。綜覽近年來的新聞報導和讀者投書，關於醫護人員過勞的訊息比比皆是，醫護人員過勞、人力不足對職場安全與醫療品質的危害，也早有諸多研究予以證實。
遙想某次值班夜，護理師交待我，要記得在明天手術的病人身上劃記。陸陸續續一共交待了數床病人，但有兩床的手術部位其實是不用（也沒辦法）做記號的。我轉身問那兩床負責的護理師，只是想確認看看是否記錯了，但她不斷地向我道歉，旁邊另位護理師也一直替她緩頰，說她太累了，中午就來了，注意力才會下降。其實注意力下降，根本就不該怪自己，惡劣的勞動條件才是主因。
然而，無論是上街遊行、開記者會或投書媒體，基層醫療勞動者和醫改團體的諸多訴求，除了馬總統一以貫之的看不見、聽不到、「謝謝指教」，醫師立委兼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蘇清泉更向醫改團體放話要他們來經營，語出「做不好，就給我閉嘴」等言論。因此，筆者想談的並非更多的研究或統計數據，而是設想：基層醫療勞動者，要如何才能在艱鉅無比的外在環境中尋求改變之道？
舉例而言，自今（103）年開始，護理人員正式納入《勞基法》保障，在制度上是一大進展，但實際情況呢？一位護理師曾私下向我透露，有學姐在護理師納入《勞基法》後，依據實際工時填報加班費，卻被上頭主管約談，還被告知「晚下班是因為效率不彰，沒扣錢就不錯了！」此後沒有人敢再填加班費。這絕對不是醫療行業獨有的現象，各行各業稍有勞動意識的人，都會遇到相似的窘境。只是在醫療行業中，無論是醫師或護理人員，處處階層分明，下屬對上級不只有職級、輩分的落差，更有專業知識的落差。因此「工時」和「學習」連成一氣，混為一談，是現實上最常見的遁詞，甚至連基層醫療勞動者都自認如此。要發展勞動意識，談何容易，遑論籌組或加入工會（而非「公會」）了。
由於艱困的環境，許多人因此倡言「出走」。有醫師轉投醫學美容或離開醫療院所，領有護理師執照的24萬人之中，有10萬人不在臨床執業。「用腳投票」是很實際、也正在發生的現象。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出走，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或第二專長可以出走，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放棄自己能夠助人的醫療專業。留下來的基層醫療勞動者，我們能做什麼？
此時，現實的困難在於，擺在每位基層醫療勞動者、即將投入醫療相關行業的學生眼前的，是如此龐大且茫然的未來，加上還有專業訓練的層層關卡要過，實在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多餘的心力能付出，也不清楚單獨一個人能做什麼。筆者想要強調：儘管面臨強大、結構性的壓迫，我們也絕非毫無選擇。
具體而言，目前已有「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臺灣護理產業工會」、「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公醫時代」、「台灣勞工陣線」等捍衛基層醫療勞動權益的團體，致力於醫療勞動條件改善、職災認定與補償、職場暴力，以及整體醫療政策檢討。基層醫療勞動者能做的是，請大家告訴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利用工作空檔或休閒時間，在自身的工作場所廣於散播勞動意識的種子，討論工作條件或環境（而不只是抱怨），幫上述團體打打廣告；若不幸遇到職災或職場不平的待遇，也有醫療院所以外的單位可供連絡。如果行有餘力，還可研讀《勞基法》等法規，或是發揮己身專業，整理相關的報導、統計數據或科學研究成果，投書媒體、做成「懶人包」，當前網路科技的發達，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積極傳播資訊的行動者。如果是即將投入醫療相關行業的學生，更可以接觸「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了解實習生的權益和應得的保障，也可以在校內辦理勞動權益講座或籌組讀書會，能做的事情實在很多！
總結而言，在每一個抉擇的當下，每一次人與人的交談，我們都可以選擇多做一點什麼。只要我們自己不先放棄自己，改變不是不可能的。你我都可以成為改善醫療勞動條件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