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庫合作夥伴《街報》提供
文／楊潔、張溦紟
對時下年輕人的特徵與處境，經常有頗多的標籤和描述。有人將他們形容為草莓族、水蜜桃族、豆腐族、糖果族等，認為年輕人喜好光鮮亮麗的外表、重視物質與享樂、喜新厭舊、抗壓性低，仿佛一捏就碎。
另一方面，年輕人也是蝸居族、蟻族、窮忙族、窮苦族、啃老族、負二貸（或是負三貸：房貸、車貸、學貸）等，認為這些年輕人是溫室裡的小花，競爭力低，所以畢業等於失業，寧可領取低收入的不穩定工作，喜歡不斷換工作、消費讓自己負債累累、需要依靠老一輩過活的年輕人。這兩種衝突矛盾的形象，恰好點出了年輕人在這個時代的困境。
1980、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大多經歷大家庭模式式微的過程，多是白手起家的核心家庭，父母親會把最好的資源投注在孩子身上。溫室裡的小花在家長的護航下，這些社會新鮮人可謂未食人間煙火，未經歷過職場上的風浪。現實往往沒有預想的那般安逸。當你領到第一份薪水時，猛然發現自己同時加入負二貸、三貸一族。儘管省吃儉用，扣除日常基本開銷與保險後，怎麼儲蓄都不可能買下一棟房子，除非成為房奴。詭異的是，你明明有收入，卻一直與貧窮感帶來的焦慮搏鬥。年輕人的理想抱負也在這個『找工、做工、換工』的迴圈中被現實吞噬掉了。買車買房結婚生孩子，成了人生最具代表的成功標準，理想呢？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談理想會變窮？還是因為貧窮，所以理想才會逝去？統計發現，馬來西亞年輕人與其他國家同樣面對貧窮出現年輕化的趨勢，這和勞工形態的變種——非雇傭形態有什麼關係？
戶口僅存13元 青年苦誓撐劇場夢
梁家恩（右），23歲，目前主要從事劇場工作與演戲，視創作為志業，夢想是當傑出的說故事人，例如導演。收入不穩定，一個月有時三四千，卻可能要撐三個月，無車無房無保險，負九年學貸。未來計畫出國遊學，想看看外面的劇場世界，再把劇場創新的養分帶回來馬來西亞。
家恩自學院畢業就投入劇場工作，但收入不穩定，尤其家裡經濟吃緊時，他必須分擔家計。訪問家恩，其中有一段有趣的對話。他與中學同學聚會時，發現同學挺尊重甚至羡慕他。我問，為何同學會尊重他這種沒有固定收入的狀態？他笑說，可能是認為他“很敢”地毫無個人保險地生活吧。結果，我們笑成一團。我繼續問這有什麼好羡慕的？他頓一頓說，或許是羡慕我比較自由。
這種看似令人稱羨的自由，背後需要付出備受現實煎熬的考驗。他最難忘的，莫過於銀行戶口試過只剩下13令吉，幸好平時有丟零錢進撲滿的習慣，那段日子是從撲滿掏出一餐三四塊的飯錢過活的。撲滿薄弱的儲蓄雖成了救命錢，但仍讓他覺得很難受，覺得這樣的生活確實很苦。他曾在圖書館上班，月入千四，省吃省住省交通，收入總算穩定。但後來又回到劇場，持續在工作與理想之間擺蕩。從事全職幕後工作的薪水可達三四千，但卻沒有創作時間。為了要留多一點時間給自己創作，家恩必須在開銷上更克制，物質消費零欲望，手上拿著的依然是無法上網的傳統彩屏手機。
家恩身邊大部分同學的話題經常環繞在升職、供車、買房，也有像他這樣喜歡創作的中學同學，升了大學後便變得務實，走入『賺錢買車買房買保險』的行列。當你選擇走一條看似不這麼『錢』途光明或人文藝術創作類的路線時，是否就會經常感覺貧窮？抑或者當你變得務實、講求理財的時候，就不會再有貧窮感呢？
對於未來，家恩其實也很猶豫矛盾，眼前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像一般同學選份穩定的工作，有車有房，或許日後有能力組織劇團；另一條是孑然一身到處闖蕩，吸收世界各地的劇團養分。目前為止，他依然傾向走著第二條阻力較大的路。對於理想與現實，家恩仍然樂觀，只要不餓死，他依然希望有朝一日出去了再回來，深耕本地的劇場教育與創作。
報窮局：每天60人破產 貧窮年輕化
最近網路流傳著一封給首相納吉的公開信，寫信者是27歲的Siti Hajar Aladin，內容訴說打工族的生活困境。三年前，當時26歲的年輕博客Kavilan Nakaswaram也曾寫過類似年輕人的困境：畢業就負債累累、變成車奴、存不了錢、買不起房子，他們都覺察身邊許多與自己一樣的年輕人處於工作貧窮或負三貸（車貸、房貸與學貸）的境況，生活品質卻不見得提升。
這顯然已不是個人／個別問題，根源與結構有關。馬來西亞報窮局的資料顯示，我國每天平均有60人被宣佈破產，且人數明顯逐年增加（見表）。破產年齡介於25至34歲（20%）與35至44歲（34%）的人占了破產總人數的一半以上，但這批青壯年本應是勞動市場最具生產力的一群。
值得關注的是，失業和破產一樣出現年輕化的跡象。《2011/2012經濟報告書》顯示，年齡介於20至29歲的登記待業人士，在過去三年（2009-2011年）就占了總人數的74.3%至80.9%，當中高達46.2%至60.1%持有高等教育文憑。這說明了過去大家信仰“教育能讓人向上流動”的觀念，開始受到挑戰。
年輕人為何貧窮？媒體、社會和官方一般在討論『貧窮年輕化』的現象時，多半會將矛頭指向現代年輕人的性格、消費習慣、理財觀念等，而鮮少和勞工權益長年疲弱低迷的結構因素聯想在一起。
非典型雇傭形態 勞工原子化
「馬來西亞過去多年來的經濟成長，其實是仰賴不明文的低薪政策，引進勞動權益嚴重被剝削的外勞，去壓制整體工人的工資」，社會主義黨中委朱進佳(左圖)認為，這是促成年輕勞工面對困境的主要因素。小城鎮的青年無法在工廠找到薪資合理的工作，才被迫往外地找工，華裔青年大多前往新加坡，印裔與巫裔則處於半失業狀態。
他說，臺灣日本也有類似的青年貧窮問題，青年負債或入不敷出其實跟產業泡沫有密切的關係。貧窮年輕化除了與國陣政府治理不當有關外，背後還蘊藏一些穿越國界的因素。
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下，政商共謀。財團不將盈利投資在工資提升或具有生產力的工業部門，反而投機在房地產、金融衍生產品等泡沫性的經濟部門。另一方面，政商不斷把基本服務或設施外包與私營化，這情形已十餘年。政府在2011年的《勞工法令》修正案進一步合法化勞工外包，就是一例。
外包現象與企業瘦身、組織彈性化的趨勢同時並進。許多企業多以『約聘』、『接案子』、『兼職』的方式聘請員工。一般認為彈性的雇傭形態，其實是讓勞工本身獲得更多的自主空間。但是，這些彈性勞工，工資低，沒有就業保障、公積金、工作保險與加班費，隨時可能被終結合約辭退，再次陷入重新找工的焦慮，一切工作風險皆由個人承擔。非典型雇傭形態下，約聘勞工的工作性質原子化，勞工之間缺乏信任基礎，促使員工關注自身的著落多過集體的權益，嚴重打擊工會組織力量。
朱進佳指出，馬來西亞工人要成立工會困難重重，英殖民時期實行的《職工會法令》，限制工會無法自動獲得承認，必須取得超過一半的工人簽名支持才能註冊。工會在當權者『閹割』下，欠缺組織性與鬥爭，大都停留在勞資談判及法律訴訟的官僚化層面，目前參加工會的工人人數不到8%。
不過，近幾年社會抗爭越發頻密，加上網路媒體加速國內外資訊流通，國外勞工運動經驗也會有溢出的效果，某個程度上可以借助整體社會運動力量，提升勞工意識。朱進佳認為，勞工意識的提升就是政治意識的提升。如果有一天貧窮感抑制不住，勞動／階級意識就會起來，我們會更柔軟地去關注身邊的人的階級問題，甚至進一步爭取合理的勞動權益。然而，由於種族政治盛行多年，加上勞工運動長期低迷，造成馬來西亞的勞動者的階級意識較為低落，也會排斥外勞，欠缺勞動階級團結互助的精神。 因此，勞工權益教育非常重要。
延伸閱讀：街頭人物－ 聽，勞動者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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