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仲書
前幾天我跟一位摯友在咖啡店聊天，我們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是同學，因此有類似的經驗軌跡。我問起他，還記不記得自己第一次以公民身分投票時的心情？那是在大學時代遇到的2008年總統大選，並附帶關於加入、重返聯合國的公民投票，最後謝長廷以四成票數落敗馬英九，兩岸公投也沒通過。
我們都對那次投票印象不深，但我們早在高中時代，就一起參加過在河濱公園的民進黨造勢活動，聽著那首感召力很強的《伊是咱的寶貝》、以及台上油嘴滑舌的政治語言，真誠地祝福候選人，雖然那時候並沒有投票權。
高中就關心政治的我們，其實是「異類」，雖然在不同班，但都受到同一位國文老師影響，在課堂上時而穿插的「政治宣講」，近代史、國民黨的秘辛、當代政治人物的八卦、共產黨、台獨論述，那時候對課業完全擺爛的我，感到充滿吸引力、有趣生動，且富有思辨批判空間。
「老師宣講政治會影響學生的政治選擇」這件事，至少在我的教育生命史上是發生過的，但大多數同樣處境的同學其實無動於衷。中學課堂上避談時事政治，似乎是教育界的共識，甚至比較不會引發「政治情緒」的公共議題也被敬而遠之。
我常在想，中學不談政治，到底兩年後該怎麼投票？還是大學殿堂就是一個修練場所，兩年後我們約在名為「香波地群島」的投票所見面、身上就會多幾道政治歷練的疤痕？
好像，我們把「公眾事務」變成一種隱私、個人的事，任由它被家庭、社會灌輸，然後自己負責，我們沒有正式一點、公共一點的空間，來學習如何做這件事。好奇怪，好像這個國家放棄治療了。
對我來說，那個課堂的經驗是我思想啟蒙的起點，但並不是說每個人未來都會因此長成類似的樣子；「洗腦」沒這麼簡單，但人們的公民意識總是需要一點「刺激」才會出來，刺破那個十幾年受雕塑的窠臼腦袋，流出來的東西會是什麼不知道，但它會需要一些時間成長，越晚刺，說不定就再也刺不破了。
「我不相信18歲有能力從事政治選擇。」這是一種常見的經驗論，反對投票門檻降低到18歲。這個主張背後所看到的，可能是他中學時代完全不碰政治，上了大學之後甚至有工作之後，開始關心起政治事件，因此覺得不瞭解政治的人沒資格投票。
但真的長大了些就普遍會關注政治嗎？沒有，大多數跟我同年齡的七年級生，平常並不關心政治，對他們來說，投票就像世足或經典賽，當個一日球迷。而且就經驗論，18歲的我關心政治，就跟20歲的人關心政治一樣少，那我們該怎麼說20歲就有能力投票但18歲沒有呢？
身為推動中學校園民主組織的成員，我不只支持18歲就能投票，我甚至認為有一般認知能力的兒童都該投票，所有受公共事務影響的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群體裡面的處境，即便沒有認知能力，也應該委託代理人從事那份屬於自身利益的表達空間。
政治不是專屬於大人的事，政治影響每一個人，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聲、決策，這是民主國家的義務。而我們也有義務，去教育小孩為此培養更健全的公民素養、做出更優質的政治選擇，以及避免來自家庭、師長權威灌輸的意識形態、脅迫，以致小孩自由獨立的表達受到影響。
我們更有義務，就像理想的民主社會該有的樣子，跟各種立場的人平等溝通、交流公共意見，而不讓政治決策流於「自己的事」，就算小孩做出「廢掉學校」的主張，大人的責任就是一起討論，雙方一起了解互相的想法與需求，再做民主定奪。
民主不談資格，它是每個人的權利、國家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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