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紹文 現職：農夫（並無法說自己是農民），從職業到身分認同，需要很長的時間。經歷：曾受過4年社會學訓練，並且參與運動組織工作15年（同志、原住民、東南亞婚姻移民），這15年中有10年住在中南部農村和部落，最沒有機會觸碰到的是都市工人運動。(公庫：圖轉自社會民主黨臉書)
我想要談三件事，第一是對「社會民主黨」以及其組成份子的想像與期待；二是對李晏榕作為「資本家二代」的想法；最後是我對「泛婦女新知系統」等台灣主流婦運份子被某些自詡左派人士窮追猛打的長期觀察與分析，看起來有些跳題，但私以為是文章的最重要點。
一、「社會民主黨」到底是什麼？我怎麼看待台灣人組社會民主黨？
以我的理解，打開歐洲戰後歷史（註一），社會民主黨多是左派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和右派保守黨（基督教、法西斯）兩種路線中間崛起的政黨。歐洲曾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煉，人民想要一個穩定的社會，卻又不想重蹈共產黨和法西斯黨路線的覆轍，不左不右的社會民主黨也許是個選擇。對以工人階級起家的工黨來說，社會民主黨當然不是左派政黨。但他們主張稅制改革、社會福利，確實符合一般社會大眾亟須戰後社會穩定的氛圍。
當以范雲為首的第三勢力決定用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社民黨）展開政黨之路時，我有些吃驚，因為當初的台灣綠黨在組黨之時，也曾經讓環境運動人士擔憂，以當時台灣的社會脈絡，歐洲「綠黨」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意義（招牌）會不會被一次性的消耗殆盡？台灣的二戰經驗和歐洲是否相同？對左右派政黨執政路線的感受是否一致？再再影響到台灣人民對「社會民主黨」的認識與認同。
因此我認為，社民黨取這個名稱，是比「時代力量」還菁英心態且孤芳自賞的，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民並不了解歐洲社會民主黨生成的歷史脈絡。社民黨的組成份子的確是菁英的，北一女、台大一路上來，並且出國留學的台灣菁英，回國參與政治運動之後組黨的名稱是在歐洲有歷史傳統但是台灣人不熟悉的政黨名稱。然後一群知識菁英在網路上吵鬧左不左，這些不都是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鬥爭嗎？關乎不曾聽聞過「左派」、「社會民主黨」的一般社會大眾啥事？
但是，台灣一般社會大眾，也許不了解左派、社會主義在學術上的定義，但肯定對貧富不均、階級差異有感，社民黨抓緊稅制改革議題，是精準且有現實感的。我從接觸馬克思開始，一直對所謂「革命的群眾基層」感到疑惑。俄國的革命群眾是無產（藍領工人）階級，中國的革命群眾是農民，但傳統左派（馬克思教條主義者）對農民甚至是很不屑的。那麼，在當下台灣的我們，到底要如何思考革命的群眾基層是誰？歷經375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以農養工」經濟起飛，工人一天工資2000元-3000元遠高於公教人員，之後農地開放買賣價格飆漲，農民有土私有財，到底誰是「無產階級」？是藍領工人嗎？還是耕者有其田的佃農？可以用工農階級來分嗎？（註二）
早就不是了啊。不是了。無產和階級出身不再那麼相關，無產化有更細緻值得討論的因素。
我一直覺得，如果我們不再定義左派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回歸到更根本的「異化」與「解放」的關鍵，西元 2000-2020年台灣左派應該訴求的群眾是20-40歲的中產階級。一群有學歷知識但沒有資產積累的中產階級。他們是社會的中堅群眾，佔社會的大多數，他們可能認同稅制改革、環境保護、反核、性別平等…等議題，但他們沒有工人階級認同、沒有無產階級認同、甚至沒有自己應該站出來爭取權益的認知。我覺得社民黨應該極力爭取這些中堅份子的支持，用各種他們能理解的語言去說服大家「解放」，為自身權益站出來。
台灣的領頭羊在台北；台北的領頭羊是台北市長；台北市長的領頭羊就是台北市民，台北市民是一群受到全台灣最佳福利措施＋教育資源挹注的群體。若真要鬥爭政權，爭取台北市民的支持，不是最重要的嗎？台北市民就算怎麼在意貧富不均，會真的在意誰靠爸嗎？（誰不都靠過爸？）如果台北市民期待的政治代理人，就是菁英，那要不要就認了？也沒有那麼難認吧，台灣總統民選以來都是建中、台大畢業，當過台北市長的，不是嗎？
批評社民黨沒有過濾參選人身分不夠政治專業的人，我倒想問一句：你們真的有認真想過奪取政權嗎？想過台灣2000-2020年的群眾基礎在哪裡？
連勝文和李晏榕可以比嗎？就算（在某種社會資本積累的意義上）兩個人都靠了爸，但是當318李晏榕站在天橋上和警察對峙，或者為性別運動當無償辯護律師的時候，連勝文在哪裡？
台北市民一開始並沒有討厭連勝文的菁英階級的出身啊，重點是他競選之後的權貴嘴臉讓人心寒。
二、李晏榕的爸爸是萬惡不赦的資本家這件事
質疑李晏榕出身，並且要求她回應父親是萬惡不赦資本家的人，我高度懷疑這些人沒有經歷真實的家內鬥爭。在我經歷過的，從小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同志出櫃」和「外省深藍家族」的家內鬥爭經驗，我知道家內鬥爭有幾個重點：
1. 鬥爭沒有時間表，無法設鬧鐘開始，也沒有休止符；
今天我在人生的哪個時期開始認同自己是同性戀，並且決定向父母親出櫃展開鬥爭，承擔可能帶來的風險？是我自己的事。也有很多同性戀選擇不向父母親出櫃，繼續獲得父母親提供的資源，採取陰奉陽違的鬥爭策略。
在某些時候，有沒有在家內出櫃開展鬥爭會是我評估一個同志運動工作者能不能承擔運動壓力的重點，但評估目的絕不是和對同志運動的忠誠表態，而是在外為同志運動努力一整天，回到家中卻不能和父母親分享絲毫自己的生命經驗，是很痛苦的，可能會造成當事人長期隱而未覺的副作用。
家內政治表態只是鬥爭的起點，並不是結束。一但表態自己的政治立場，隨之而來的會是許多家庭生活和關係的改變，任何的話題、電視新聞報導，都有可能終止雙方原本愉快的相處氛圍。「法不入家門」也是我聽過一些從事運動工作者的作法，任何的理念檢查，到家門口為止，進來有礙每日家庭生活的品質。
2. 家內鬥爭不是家外鬥爭，一番兩瞪眼之後就拍拍屁股走人，家內鬥爭的成功指標並非家外人可以置喙。
我今年40歲，23歲時在母親面前認了自己是同性戀，母親說「她沒有同性戀的女兒」時，我離家出走10年，母親從此不再以母女身分稱呼彼此；在離家出走的十幾年間，舉行公開的同志婚禮，但母親不願意出席，這樣我的鬥爭有成功嗎？我不覺得。對我來說，既然是要鬥自己的父母親，就是在關係之內鬥，鬥到斷絕關係就是失敗，鬥到父母認同送上祝福才是成功。
38歲時，我可以帶著女友回家族聚餐，好好和母親吃頓飯。她接受我同性戀身分並且接受我在同志組織工作的交換條件是我必須承諾不再拋頭露面的當同志團體的發言人，這是現階段我和母親彼此鬥爭出來的結果，但還沒結束，不可能有結束的一天，除非有一方徹底放棄自己堅持的價值棄械投降。
一旦決定參選，李晏榕的家內鬥爭才正要開始，想看「資本家之女大鬥資本家父親」好戲的人就搬張板凳坐在旁邊不愁沒戲看。
我不知道李晏榕必須和資本家父親切割到什麼程度才有資格當「左派政黨候選人」？社民黨當然有需要針對所有污染性科技廠提出整體性的看法，但應該是在公布環境政策和稅負制度時表態，被迫在這種運動小圈圈的質疑氛圍去回應李晏榕的身家背景，我反而覺得降格而且沒有必要。
因為社民黨這群主流婦運出身的菁英份子永遠討不了主張工人階級鬥爭路線的菁英份子歡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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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請參閱〔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二，第11章〕
註二：還有一群台灣最重要的族群，原住民族。但受限於我對此議題的理解，無法把各國原住民族的鬥爭放進左派的脈絡。（南美洲和菲律賓皆有左派政黨領袖是原住民的例子，有興趣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