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慕尼黑市政廳與瑪莉恩廣場 圖片來源／justinm
文／許全義（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台中有個市民廣場。那裡除了是市民進行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活動之外，偶而也會在此討論公共議題，如台中版的野草莓、太陽花和哲學星期五的草根論壇等。
市民廣場可以說是歐陸的傳統空間配置，如旅居德國多年的陳中芷博士候選人說，德國城市很容易用一廳一廟一廣場來總結。任何一個老城的市中心，都可以看到這三者的相關位置，一廳，市政廳，一廟，就是一座教堂，可能是新教也可能是天主教，也可能方圓百呎處存在兩者，一廣場，就是市政廳，教堂合圍起來的市民廣場。而我們看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如唐代長安和宋代汴京等，卻無此公共空間的規劃。中國城市裡耗費最多資源的，是皇帝個人的皇宮，或其他權貴階級的私家庭院。
《透雕雲龍紋象牙套球》由21層同心球組織而成，每一層球體皆能轉動。巧奪天工，由清朝工匠祖孫三代花費六十年精製而成。（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這種空間感對文化影響甚鉅。如台北故宮有件牙雕，層層深入，細膩複雜。為了雕那件工藝，共付出工匠三代一輩子的精神與心力。就所耗費的時間來講，此牙雕不亞於西班牙聖家堂。那是誰的工藝品或建築？所耗費的百年心血是跟誰站在一起？教堂是公的，牙雕卻屬私人享有。我們把年代往前推，希臘有帕德嫩神廟、羅馬有競技場和宏偉的供水設備；華人留下來的是玉璧、玉琮和鼎鼐等。就聰明才智言，華人文物並不亞於希臘羅馬文化遺跡。華人古代玉器，質地非常堅硬，連目前一般的不鏽鋼都無法加工；最精美的商周青銅器，其防腐蝕科技，還會讓現代材料科學家驚艷。換言之，華人空間規劃與文化精神往往侷限在私家上，不是一般市民所能親近的。這也造成華人公共論述之路，異常艱難，不容許挑戰權威。
有次，黃一農院士回顧自己轉行學歷史的緣由。他在馬里蘭大學學天文物理的指導教授，已是諾貝爾獎得主。可是在研討會發表論文時，幾乎所有參與者，連研究生都砲聲隆隆，不會因自己學術權威遠遠不及，而有所畏怯。黃覺得自己搞天文物理，最了不起，也就是像那個諾貝爾獎得主一般，都要接受嚴厲的公共批判。既然不管成就如何，都一直會被批判，倒不如因從吾所好而被罵！他就轉而研究天文社會學史了。
又如有個科學史大師叫孔恩，寫了一本書，科學革命的結構。這本書引起很大的回響。其相關書評，在孔恩生前，就匯集成冊。就算他的學生也都加入該書的批判或釐清，砲火之猛烈絲毫不亞於敵對陣營大師所發動的。相對的，我看到的台灣學術研討會，很少有研究生斗膽批判權威教授的。真正可以發聲的，就是那幾個大頭，根本談不上，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 亞里斯多德
華人沒有公共論述的空間，不容許挑戰權威，往往使得我們達成決議，不是因為什麼不可動搖的理據，而是看誰有權力，誰說了算。這種眼中只有權力，沒有公開討論、反對異議的決策機制，沒經過良善的公民審議，當然不明不白，漏洞百出。 追根究柢，台灣政治學術不彰，實源於可以匯聚眾議的公共空間不夠。所以有形空間，如台中市民廣場和台北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的青島東路實多多益善。無形的有關公共議題的閒聊，如像英國人的下午茶或美國的啤酒時間，如台灣的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也該大大推廣。 總之，公民渴望公共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