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佳玟（成大法律系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華航罷工的「高顏值」說困擾了我幾天，因為不確定這種說法的性別意義是什麼，女性主義者該怎麼看待。
坊間比較常見的反應有兩種。第一種批評那些假支持之名，事實上是特別來這裡找正妹的豬哥，不管這個豬哥是記者、律師還是一般民眾。第二種是憤憤不平與心酸，論者指出，對比之前臥軌的關廠工人，罷工的空姐明顯被善待，媒體與整個社會大小眼的很明顯（參考陸詩薇律師：別再喊「史上顏值最高罷工」了！還記得關廠工人臥軌抗爭時，台灣人的嘴臉嗎？）。批評的對象雖然是豬哥、媒體與大眾（誒，這裡是不是用「豬哥」一個詞足以概括了？），但我總覺得這類批評隱隱有一種「華航罷工 “勝之不武”，要不是長得漂亮，根本無法打贏這場戰爭」的潛台詞。
是這樣嗎？是又怎樣？
無可否認的，「高顏值」的確是這場罷工受到矚目的重要原因。只是，抗爭者資本有限，武器不多，想要成功，本來就要盡可能地得到大眾的喜歡、認同與支持，不管是訴諸「被無良雇主剝削之勞動者」的共同身份，或是創造可感動人的敘事。從罷工要成功必須受到社會支持的角度來看，外貌做為其中一種抗爭資本，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好批評的。
只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類武器的使用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代價一，空姐罷工為史上最高顏值之罷工的說法，再度肯定了父權體制的審美觀 — 每個梳包頭妝容精緻的華航空姐，看起來都像是豪門想要娶回家之年輕美麗纖瘦的良家婦女。而父權社會中僵固的審美觀，向來是女性主義者想要打破與顛覆的。
代價二，女性的外貌繼續成為女性最重要的資本。雖然華航空服員罷工之所以成功的因素有好多個，但史上最美最香之罷工的說法，讓女性的外貌超越其他因素受到注意。昨天吃飯時就聽到兩個清潔阿姨說，要是她們去罷工，政府應該會派鎮暴部隊，才不會有人在意又老又醜的歐巴桑。阿姨當然是誇大了，但她們的笑話卻反映了一個值得反思的情況。
如果要擴大來說，這種善用女性特質爭取最大福利或達到目的之作法，對女性而言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別的不說，女人撒嬌就是女人最常使用的武器。某個表現專業的國會助理就曾經跟我說，她有時會用這招來說服男性立委，因為時間有限，這樣做最省事。某個當律師的女性研究生也曾經在上課分享她的經驗，她說她會以家中有小孩為由，拒絕某些工作的指派。臉書上甚至看到有社運參與者說，她曾經有意識地佯裝是年輕、超無害、溫順、不情緒化的女性，「混」進運動的工作會議，或甚至在衝突場面善用女性的身體，站在第一排拖延男性警察的執法，以掩護後排的夥伴。
無可否認地，這些手段在那些情境比較有效，可以少費唇舌，可以避免過勞，被警察毆打，甚至可以有機會參與權力的運作。只是，這些手段的使用都不是沒有代價的，撒嬌其實是一種「討寵」的行為，小孩子做起來最理所當然，女性在職場上撒嬌，容易讓女性的專業不被嚴肅對待。用家庭來推託工作的女性律師，雖然眼下少了工作，可以不用加班早點回家，恐怕影響未來擔任合夥人的機會（not a serious, devoted employee）。至於女性社運參與者的作法，雖然某程度地達到目的，但都協助讓某種性別刻板印象被延續。甚至可以追問的是，以年輕無害的形象進入權力決策圈的女性，進去之後就可以變臉轉回真面目嗎？還是必須繼續無害地存在，只能想辦法扮豬吃老虎，以維持自己在決策圈的位置？
所以呢？女性主義想說什麼？女性主義者希望所有的女性拒絕刻板印象，別的不說，是想要每個空姐都不准打扮不准噴香水才可以來參與罷工嗎？
我不知道其他女性主義者怎麼想，或許有女性主義者真的這樣認為。在我看來，做為弱勢者的選擇實在不多，弱勢者往往得在社會既有的文化劇本裡穿梭，爭取最大的資源，有時挑戰有時遵守，希望在穿梭過程中保持主體性。只是保有主體性的過程，往往是進一步退兩步，或是進兩步退一步。抗爭永遠都得持續，女性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把進了哪一步與退了哪一步講得清清楚楚。如此，女性主義者也就知道在一場高顏值的罷工中自己該站在什麼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