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世岸
漫步城市街頭，不經意地總會發現在某個角落、某個區塊，出現了不知名的空白。一塊不知道何時被「製造」出來的空地，讓人覺得好陌生，即便那是我時常經過的地方，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這裡在成為空地之前是什麼模樣？
檢視任何一個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更新（renew）」經常被視為可以提升環境品質、帶來進步繁榮的重要手段。但更新並不是一個挺客觀的字眼，從字面上來看它強調了「新」的意涵，「新」同時也具有正面、積極性的意義；但對於「舊」而言，更新所傳達的實質意義是：舊必須被新所取代。所以，很常見的說法是，都市的發展仰賴更新，在「沒有破壞哪有建設」的口號帶領之下，都市的更新為我們的城市地景帶來哪些改變？
消失的地景：空間失語症
筆者居住在嘉義市，這個位於台灣南方人口27萬的小城鎮，近年來透過都市更新所造成最大規模的地景變化，莫過於眷村空間的集體消失。承接了日本人所留下的大批木造眷舍建築，1947年以來，嘉義市區裡一直存在著許多眷村。還記得那是一大片有著綠蔭籠罩與人性尺度巷弄的私密空間，還有在生活裡相互依附的緊密人際關係，共同組成了眷村的空間脈絡。
1990年代起國家推動眷村改建，為了「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台灣各地眷村的歷史也隨之終結。在很短的時間內，伴隨著拆遷現場彷彿是戰爭逃難的真實場景，市區內的眷村一一被剷平清除，成為等待開發或標售的空地。過了幾年，在原本眷村的土地上，新的公寓大樓一棟棟從平地升起，這些外觀完全複製，天際線整齊畫一的新建築，正標記了這城市裡眷村地景的消逝。
當我再次經過眷村，低矮且有著退縮層次感的木造建築，已被垂直高聳的水泥建築給取代了；大樹的濃密綠蔭也被新植的行道樹與花台所取代；那些人群可以穿梭、聚集的巷弄空間也不見了，只剩下充滿著硬鋪面的多用途廣場。
眷村地景的消失，並不僅是一段記憶與歷史空間的消失，更是生活脈絡的斷裂與空間對話能力的消失，或可稱之為「空間的失語症」。空間具有敘事能力，空間可以說故事，就如同一般我們對於眷村的認識，是建立在族群文化、飲食習慣、生活模式所組成的生活文化脈絡，形成我們對於眷村空間的認知基礎，也是閱讀眷村空間的解碼能力。然而一旦空間消失，這種解碼能力也將因為脈絡的消失而瓦解，這是再多的紀錄片、影像或文字，都無法重建的人與場所之間的連結關係。
獨佔的地景：誰的公共財？
一個公共空間充足的城市，必然是一個對使用者友善且可滿足各種多元使用模式的場所。在台灣看到許多公部門的舊房舍、土地，甚至是倉庫，都具有成為公共空間的潛力，但我們看到台灣很多公共建築閒置的原因，卻往往是因為管理單位沒有積極尋找適當的利用方式，而任其荒廢破敗。
在高度密集開發的都市地區，公共空間相當珍貴，從社區營造的觀點來看，這些閒置空間絕大多數都可以成為社區參與活化，引進多元的使用模式，成為由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維護的公共財。
代替人民管理公共財的單位，若一昧地將「變賣家產」視為一種積極政策，則城市追求優質公共空間的未來，將付出更多的代價。我們看見公有資產的私有化，導致城市原有的公共資源更為不足，以開發為導向的土地利用模式，往往更壓縮了區域的公共空間品質，這是都市更新沒有強調的副作用。
嘉義市的民國路曾經是有名的麵食街，因為這個區域在戰後有龐大的外省族群落腳，從大陸帶來台灣的風味美食，形成了這裡獨特的麵食特色。但在眷村改建的推動之下，這裡於2007年被拆除，成為一大片等待標售的空地。在2010年嘉義市舉辦台灣燈會期間，這一大片空地被規劃為臨時的活動場地，並在地面鋪上一大片的柏油，燈會結束之後，這裡成了附近街道住戶商家的臨時停車場。
民國路的眷村土地，在都市計畫中原本規劃為住宅區，但因各方意見又擬變更為商業區，惟一切考量似乎僅著眼於土地價值的提升，而忽略了更新對於整體區域環境品質的壓力。這是發展地景的特質，土地價值的提升只為了成就了資本的積累，而不承載其他意義。這種單一化的價值詮釋，正是都市發展所建構的願景，然而絕大多數的民眾，僅能旁觀這種極少數人參與的買賣，就這麼分配了我們城市珍貴的公共資源。
懷舊的地景：保存的修辭
城市變遷過程中所留存下來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空間，也面臨相當大的困境。一方面保存必須面對更新的壓力，另一方面，由上而下的文化資產保存框架，也諷刺地以保存之名，弱化了歷史空間的活力。
界定何者才是文化資產的權力機制，排除了大多數人參與其中的可能性，當保存標的無法符合上意，即導致保存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在近年各地的保存搶救事件仍屢見不鮮。此外，那些官方認可的文化資產，在繁複且僵化的保存機制運作之下，反倒再現了城市裡的懷舊地景。
在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的初期，台灣的文化資產在大中國文化思想架構下，所認可保存的多為清朝所遺留的建築物，而日治時期的建築因政治上的因素，在當時並無法列入官方認同的保存清單。也就是這種由上而下，帶有特定觀點與價值的懷舊地景，讓歷史成為一種單向的詮釋，而在環境中被呈現為佈景式的存在。
懷舊的地景讓保存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加上清除式的保存被廣泛地使用，一旦進入文化資產的保存程序，歷史痕跡與生活記憶的抹除，幾乎是無一倖免。所留下的是無礙於地方發展建設的展示用保存案例，以及為了滿足觀光客的凝視而重新粉妝再現的歷史地景。
嘉義市在日治時期因為是阿里山木材的輸出轉運地，而成為製材的重鎮，留下許多當時製材產業的地景。近年官方推動此區域的都市更新，以打造「林業藝文園區」為主軸，進行許多不同類型的更新工程。
前陣子筆者來到其中一個新闢建的公園，看到公園裡的宣傳看板顯示，未來的園區似乎將重建一些已經消失的林業設施，但在這看板背後所隔開的，是未來會被拆除的玉山一村、二村，那是未被列入保存範圍的林務局員工宿舍區。新地景的打造，標榜了林業文化的保存，但卻不見多少在地生活的連結，遑論對於此區域原有生活軌跡的探索，究竟這些保存是滿足了誰的需求？為了觀光的懷舊想像而再現的保存，又是否宰制也窄化了地方的未來想像？
發展的地景：誰的想像？
「發展（development）」一詞，即便是在現代社會被使用的如此頻繁，大多數時候我們對於發展只是去接受，將發展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而對於發展背後的成因並沒有太多的檢驗。但發展一詞卻絕非我們所理解的那般單純，在Schech（註1）等人的研究中即已指出，所謂「發展」，其實是與「現代化」、「進步」、「西化」的概念息息相關，彼此之間相互建構，不可分離。這指出了發展並非只是一種客觀地現象描述，更是一種結合了現代化觀點的思維模式。
從上述的角度來看，發展對於都市的想像，具有某種理解框架，並且可以指明就是一種現代化的框架，其理解都市的方式，並非基於都市的自然或人文特質，而是基於現代化的想像，正是這種理解框架導致了都市裡保存與更新在基本價值觀點上的最大差異。
因此，我們發現台灣近代都市發展的特徵，經常是排除了城市既存的自然人文特質，而以建立一種服贋政治的現代化理性秩序為目的，而「保存」—基於歷史脈絡所積累的城市遺產—並沒有成為以現代化為根本思維模式的發展選項。在這發展的價值體系裡，保存自始並不存在，而是全面採用了清除式規劃的更新方案，打造了現代化的都市地景。
宣稱要推動地方建設，促進地方發展追求進步的城市，是我們經常在選舉時看到候選人會提出的政見承諾。偏偏這種標榜追求進步的地方建設，往往是以偏頗的價值去否定了城市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嘉義市的新市政大樓計畫，耗資數十億擬興建南北兩棟辦公大樓，而基地上原本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兩棟舊建築，在民間團體發起搶救失敗之後均被拆除，而僅留下官方認為「具保存價值」的幾根柱子。當公共建設被賦予促進城市發展的積極正面意義時，往往只是為了強化其興建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卻忽略了這些公共建設的更新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是犧牲了城市歷史所積累的公共資產。
回溯之前所提到的公共財觀點，我們看到這些巨大的公共建築，其空間規劃的特質往往呈現為獨佔性與排他性，只有城市中極少數的人可以使用這些空間，大多數的市民根本沒有機會使用到這些空間，因為這些空間的規劃過程，正展現了權力的封閉特質，而與民主的平等、開放背道而馳。
從地景到地方：在地生活的消逝與重構
地景的現代化，屢以更新為必要之惡，但其最大的盲點，在於沒有意識到新與舊之間的差異，正是建立在彼此的互存與互動。如果沒有「舊」，要如何能夠界定自己是「新」呢？
生活中新舊並存的現況，是更新思維所「看不見的真相」，所以我們看到現代化的都市地景改造，幾乎都一貫採用清除式的規劃手法，讓都市裡具有言說能力，可以說故事的空間輕易地被毀去。而空間重分配的過程中，公共性更是蕩然無存，變成少數人獨佔、獨享的地景，更強化了現代性的隔離特質，而無助於整體環境的生活品質。
地景是都市中各種力量競逐的場域，我們看到都市地景在更新過程中，所顯現的危機。地方（place）的概念，或許是我們重新去介入地景，找回生活重心的路徑。有別於地景的旁觀特質，地方的理解必須置身其中，檢視現代消費生活的盲點，並且重新思考與地方特質結合的發展模式，才能看見並且進一步重構具公共價值的在地生活。
更新的思維必須在發展模式中轉型，新與舊並非對立的兩種概念，反倒是可以相互揉合重塑，就如同老屋的保存，其核心價值不會只在於軀殼要如何永恆，而是我們如何置身其中去理解過去，然後在生活中開創新的未來。
註1：Susan Schech and Jane Haggis (2003)，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沈台訓譯）。台北：巨流。
註2：本文為作者2011年發表於GREEN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