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十九世紀香港妹仔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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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婦女節源於美國紐約製衣和紡織女工，於1857年3月8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其意義與工人運動緊扣。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婦女運動是妹仔解放運動，由十九世紀中起始直至二十世紀中，持續約有一個世紀，其意義除了是爭取自主的解放婦女運動外，亦是爭取尊嚴和權益的工人運動。現先撰文講述香港十九世紀的妹仔解放運動歷史。

妹仔與奴隷法

妹仔是廣東人對「婢女」的俗稱，英文譯成Mui Tsai。古代中國的奴和婢是由罪犯及其子孫充當，男為奴、女為婢。直至近代兩者有所分別，奴是世襲制，子孫世代都是奴，婢女只基於一次買賣，不影響其子孫。奴完全沒有自主權，是主人的財產，妹仔則是低層無工資女傭。

中國富豪經常買進妹仔來分擔家庭婦女的家務，這種買賣行為，使妹仔成為私有的物件，不是「人」。主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任意買賣或典押，也有權決定妹仔的婚嫁。換言之，主人對於妹仔具有終身約束的權力，也就是說妹仔的自由權利受到絕對的約制。妹仔多數從4-13歲的稚齡買入，待至10-12歲投入工作，服務至20歲則由主人主持為他們擇偶嫁人。妹仔賣身價以年齡計算，1921年的價目是：4歲約值40-60港元，每長1 歲加10-15元，在養育至可工作的年齡前，衣食費用由生父母負責，在賣價中預先扣除（注一）。買賣合約分為「開身契」和「坐地契」兩種，簽開身契的父母不得與女兒相見，生死婚嫁由主人全權負責；簽坐地契的父母中途有錢，可贖回女兒，婚嫁亦需得父母同意。民間故事《白蛇傳》的青蛇、元曲《西廂記》的紅娘，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瓊花等都是妹仔。

從某個層面看，妹仔和妓女沒有分別，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大家都沒有人生和生命的自主權，主人有權買賣。差異在妹仔不涉性買賣，只出賣勞力（注二）。

早在香港開埠初年，英國已經廢除奴隷制度。港英不滿華人虐待奴婢，認為賣來的妹仔就是奴隸，1844年2月28日通過第一號法例，立例禁止奴隸制度，間接禁止香港蓄婢。法例規定有奴婢者必須釋放，回復為自由人的奴婢若不具謀生能力者，由政府助養，直至其能自力更生為止。法例保障婢女被釋放後，不因經濟問題被逼賣身為娼，墮入風塵。

奴隷法例的訂立引起華商不滿，華商絶大部份都有蓄婢，群起反對，認為婢女不等同奴隸。加上當時低下階層生活困難，沒有節育知識，生下一大群子女，遇上經濟困難時只好賣兒賣女，甚至懇求富有人家收養，不取分文。在這種情況下，買主振振有詞的說蓄婢是救濟了她們，因為收養婢女，要供食宿，否則窮人可能將女兒殺死或餓死。可是婢女除了失去自由被逼幹粗重工作外，還有部份受侮辱、虐待，更有甚者成為男主人的洩慾工具。所以解放妹仔運動是為一場人權、勞動、性的社會問題運動（注三）。

不過從解放妹仔運動全程所見，港英在香港的政策是以爭取英國最大利益為基礎。廢除妹仔制度直接打擊華商，港英為了安撫華商，順利執行以華制華政策，維持香港社會秩序，保障英國能順利取得最大利益，其後不惜犠牲妹仔的基本人權，把道德放在一旁。在華商一片反對聲音下，港英將廢除妹仔法例呈遞倫敦，英廷藉詞推搪，拒絶授命，以英女王名義解釋說，認為英國本土已嚴禁販賣奴隸，英國本土生效的法例均適用於香港，就無須多此一舉另外立法，因此第一號法例便不能在香港執行。

當時港英在香港執法，並非照單全收英國所有法例，法例之外有所謂「中國習慣法」，以示尊重香港居民的生活習慣和秩序。當中包括部份《大清律》（通稱《大清律例》），如「三妻四妾」，中國進入民國時已經廢除大清律例，實行一夫一妻制，但香港則延至1971年才頒佈《婚姻法》，正式施行一夫一妻制。養妹仔等不道德行為，就在尊重香港居民習慣的幌子下得以延續，以尊重文化為名扼殺道德良知。

英國早在1808年已立法禁止殖民地買賣奴隸，1833年立法廢除奴隸制度。另一方面卻巧立名目，以中國人自由出國為幌子，開設「契約華工」新名詞，美化販賣人口的事實，爭取英國在香港的金錢利益。

國內買賣妹仔訂有賣身契，在香港面對外籍人士的壓力，賣身契改稱「送帖」，而生母所得的金錢改稱為「薑醋金」，玩弄文字遊戲，以免被指責是販賣人口。港英卻沒有從事實上釐清這一個騙局，情況與黙許以契約華工為名販賣人口同出一轍，任何道德良知在英國利益前提下都要低頭。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是採取這種態度，如與蓄婢同樣為人詬病的印度童婚風俗，只要當地的傳統對管治不構成障礙，英國也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人販子為滿足香港對於娼妓和妹仔的需求，發展了一個龐大的拐賣網絡，在中國農村拐帶女孩子，再賣到香港，拐買情況十分嚴重，事情引起歐美人士的注意。這時在加州，美國政府引用蓄婢為例，支持限制華人移居美國（注四），因此港英頒佈《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買良為娼條例》，將救出的婦孺安置在東華醫院內。條例頒佈後，仍未能有效地制止逼良為娼的現象，在此情況下，華商聯署倡議建立「保良局」，以遏拐賣之風。保良局於1882年成立，以「保赤安良」為宗旨，希望能遏止誘拐婦孺的惡劣情況，為受害者提供庇護及教養。

蓄婢有罪

1879年，香港首席按察司（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約翰•斯梅爾（John Smale，1805-1882）審理一宗賣良為娼案件時，在判詞中認為蓄婢和奴隸制度相同，均屬犯法。斯梅爾的判詞令到華商人人自危，惶恐不安，遂向倫敦提出抗議，促請澄清有關蓄婢法律問題。英國將問題轉交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1834-1891）處理。

華商上書軒尼詩申辯，重申陳腔濫調，指買賣男童是「領養後嗣」，買賣女童是婢不是奴，他們又申述反蓄婢對華人經濟社會的影響，把販賣人口說成是為貧苦兒童尋找良好家庭，為低下階層養活孩子。華商主張若廢止蓄婢，低下階層的嬰孩會餓死，就算長大，男的會淪為盜賊或乞丐，女的則當娼。他們表示蓄婢可以減低女子當娼的機會，認為蓄婢是絶對要保留的「善舉」。

剛成立的保良局雖以「保赤安良」為宗旨，但在婢女問題上，倡辦人卻大力為蓄婢制度辯護，強調中國歷來不禁制蓄婢，而中國的「買人常規，與買賣各種物類迥然不同」，故蓄婢與奴隸制度不同，要求港英體察民情，變通辦理，切勿施行擾民政策（注五）。

在穏定社會經濟的前提下，社會道德良知都要低頭，華商的言論盡顯資本主義精髓。

港英認為以送帖方式出讓的妹仔是中國傳統，應予以保留。軒尼詩更致函斯梅爾提問：父母將子女賣予他人領養，是否犯法？斯梅爾覆信批評軒尼詩，指軒尼詩的問題空泛，而且斯梅爾自己有機會審理同類案件，在這個情況下，港督竟然提出相關的問題，有意圖干預司法獨立的嫌疑。覆信中斯梅爾簡單直接重申，任何形式的奴隸販賣一律有罪。

保良局於1879年10月22日上書港督解釋妹仔問題，署名的有：廣茂泰金山莊招雨田（1829-1923）、仁記洋行買辦梁安（？-1890）、有利銀行買辦馮明珊、馮登、保良局陳灼之、崔瑞生、胡浩泉、廣記南北行黃筠堂、黃澍堂、航運業郭松、梁鑾坡、馮衍庭、彭逸圃、郭南屏等。信件指出有人以買妹仔為名，實質轉手販賣女性到外地為娼，這樣就引致斯梅爾發出買賣妹仔均有罪的言論，令到全港市民深感惶恐不安，殷商富戶顧慮觸犯法律，低下階層人士又懼怕求生無門。信中又指買子承嗣、買女為妹仔的人，與拐賣人口不同，認為買賣兒女雖然有拆散家庭的嫌疑，但對貧苦家庭未嘗不是一條生路，否則男孩長大後淪為乞丐、盜賊，女孩子則慘被溺斃。至於買男孩的主人，因後嗣無人，欲藉養子以繼續宗廟之傳；買女孩子的主人因家務繁冗，蓄養妹仔來分擔家務勞動。信中指中國歷來買賣男女童稚，都是彼此心甘情願的，不是拐誘擄勒，都是合法的，而這等事情不只存在庶民中，連官宦人家亦有，因此請求港英體察民情，對因觸犯法例者變通辦理，其中有買良為娼，誘拐販賣人口者，則應從重嚴治罪。

保良局又引述1841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與駐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James John Gordon Bremer，1786-1950﹚的聯名公告，稱「且闢港之初，伊督（義律）曾懸示諭，欲港招徠，謂此後華民在港居處，概從其風俗治理等語，此示一出，至今人皆仰之，故華人在港，凡內地風俗，無犯於中國王章者，皆從而守之」（注六），指義律承諾香港原居民所有的田地、房產，一切如舊，決不改動；所有禮儀習俗、鄉約律例，亦一切照舊，無絲毫更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照舊執行。此公告清楚表明，香港原居民仍可奉行其傳統風俗。

10月25日，港英華人事務參贊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1838-1908）就此事發表報告，詳述中國奴隸及婢女在香港之起緣及特點，用以反駁斯梅爾的言論。此一爭論，最終交由殖民地部（藩政院，Colonial Office）處理。

1880年6月21日，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為蓄婢問題進行辯論。殖民地部部長金巴利（Earl of Kimberley，1826-1902）聲言，妹仔制度既已經深入民心，就不必改變。

1881年，斯梅爾退休返英，以道德良知為基礎，作公開演說，指斥香港有三害──鴉片、娼妓與蓄婢，認為容許在英國殖民地繼續蓄婢，實在有辱國體。斯梅爾的發言引起輿論嘩然，英國貴族部長史丹利﹙Lord Stanley of Alderley，1839-1925﹚怒斥斯梅爾對蓄婢習俗的論點過於誇張、不合理，認為是宣揚家醜的異端。香港上層社會的中外人士也不歡迎斯梅爾的言論。但斯梅爾得到英國反奴隸團體的支持。斯梅爾的發言引起部份議員注意妹仔問題，惟妹仔問題在倫敦只能引起短暫的關注，漸漸被人淡忘。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初期，鴉片、娼妓與妹仔在港英藉詞掩飾下都得以合法存在，但悲慘的事實卻未能埋沒所有人的良知。

香港在這場爭論蘊藏着另一個政治背景。華商財力日厚，與英商有分庭抗禮之勢，軒尼詩委任伍廷芳（1842-1922）為立法局議員，英商認為軒尼詩的政策向華商傾斜（注七），向倫敦投訴。在這場妹仔問題的爭論中，軒尼詩又站在華商角度發言，英商對軒尼詩不滿，妹仔問題背後暗藏一場華洋商人的角力。英商這問題上除了道德良知外，是否有經濟利益因素呢？稍後的地產泡沬爆破，華洋矛盾更壁壘分明。

紙始終包不住火，1894年時有兩位女宣敎士安德烈女士（Elizabeth Andrew）和布什內爾博士（Katharine Caroline Bushnell，又譯布施禮）合著了《異教徒奴隸制度和基督教統治者》（Heathen Slavery and Christian Rulers）一書，揭露虐婢問題的嚴重性（注八），蓄婢問題再次引起市民注意。

到了1900年，社會上湧現爭取女性權益、反對壓榨女性的聲音，以謝纘泰（1872-1938）為首的華人領袖發起成立「香港天足會」，反對虐待婦女的紮脚（纏足）陋習，何東（Robert Hotung，1862-1956）的兩位夫人麥秀英（1865-1944）、張蓮覺（1875-1938）以及謝讚泰夫人等推選為創會會員（注九）。天足會更聚集於皇后大道中的旅港華商總會商討推動天足運動，利用中英文報章大肆宣傳反對纏足的消息，響應最為激烈者莫過於庇理羅士女書院（Belilios Public School for Girls），全體師生紛紛解開纏在腳上的布條，拔足狂呼：「我們終於得到解放了！」

立法禁止蓄婢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階級日漸覺醒，紛紛組織工會，同時孫中山（1866-1925）正主張廢除蓄婢、納妾等中國傳統陋習，中國婦女亦逐漸覺醒，謀求解放。香港首當其衝，在一群熱心的基督徒及教會團體發動下，買賣妹仔的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矚目的事件。

1917年香港發生一宗妹仔失蹤案，引起妹仔是否奴隸的爭論。事件日益擴大，1919年時，海軍船塢繪圖局監督希士路活（Hugh Haslewood，1886-？）少校的太太希士路活夫人（Clara Blanche Haslewood，1875-1962）在四份英文報章的通信欄上發表反蓄婢意見，引起香港上層人士強烈反應（注十）。時任殖民地部部長的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站在廢婢立場，下令立法局搜集市民有關妹仔問題的意見，以便在議會上回答質詢。

7月30日，各界人士在西營盤德輔道西太平戲院（今華明中心）舉行蓄婢問題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不少苦力及工會領袖，與及華人名流太太等300餘人，各工團派出義工組成糾察隊（注十一）。這次妹仔問題再度提出，香港工人階級已開始進入自為階級，建立自己的組織──工會，向僱主提出加薪要求，爭取人權，要求工作尊嚴，在妹仔問題上感同身受，所以站出來為妹仔爭人權與尊嚴。

會後產生的「防範虐婢會」，又名「保護婢女會」、「保留婢制會」，支持蓄婢的港英官員有時任署理輔政司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等。8月8日，牙醫楊少泉、屈臣氏買辦黃茂林（1897-1969）、麥梅生等26人在中環楊少泉牙醫館召開「反對蓄婢會」（反對妹仔會）籌備會議，通過成立反對蓄婢會決議及《反對蓄婢會簡章》，申明「本會以維持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悟、婢女得解放為宗旨」，建基於人權基礎上反對蓄婢。

1922年港英頒佈《禁婢示》，申明香港不准蓄婢。3月15日，立法局三讀通過《1923年家庭女役則例》（Female Domestic Service Ordinanc, 1923，或譯作《取締婢女新例》、《取締蓄婢新例》、《管制家庭服務形式法令》），香港原則上已取消了妹仔制度。十數年後，港英於1938年6月頒佈《家庭女役（修訂）則例》（Female Domestic Service Amendment Ordinanc, 1938），嚴格要求執行妹仔登記，以及禁止買賣妹仔和蓄婢，妹仔制度正式廢除。

妹仔是華人社會的問題，英國另一殖民地新加坡、檳城、吉隆坡和霹靂有大量華人居住，也面對妹仔問題，出現解放妹仔運動。荷蘭殖民地印尼雅加達與棉蘭等地也有解放妹仔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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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婦女節的聯想

注釋：
一. 翁靜晶著：《百年賣身的回憶》，香港，天地，2011，第223頁。
二. 鄭宏泰、黃紹倫著：《婦女遺囑藏著的秘密》，香港，三聯，2010，第280-281頁。
三. 許雅斐：〈香港妹仔與解放運動──台灣刑法妨害風化罪的生成背景〉，載：寧應斌主編：《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台北：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究室，2013，第151-173頁。
四.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2013，第76貢。
五.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載 ：王賡武主編：《新編香港史》，上冊，香港，三聯1997，第173頁。
六. 保良局文物館：《保良局歷史（二）》，香港，保局局，2000；陳紹釗主編：《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出版部，1977，第220-222頁。
七. 同注四，第69-70頁。
八. 李志剛：〈一位反蓄婢運動的健將──黃詩田長老〉，載：《基督敎週報》，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敎聯會，1986年12月14日，第6頁；李志剛：〈香港反對蓄婢會成立之經過及其影響〉，載：《神學與生活》，香港，信義崇神學院，第5期，1982年12月，第27-42頁。
九. 同注二，第270頁。
十. 梁寶霖：〈妹仔解放運動〉，載：陳明銶等編：《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2，第53-54頁。
十一. 《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7月21日，第1張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