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全國學生勞動組合
去年（2016）7月，在大學兼任助理勞動權益議題的「學習臭雞蛋，還給教育部」抗爭行動中，政大學生高若想將雞蛋捏破在出面接受陳情的教育部官員頭上。隨後，這項行為被檢察官認定為「妨害公務」案件，並以刑法140條「侮辱公務員罪」起訴。今日（3/31），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出爐，確定有罪，判處拘役20天。
從檢調偵查到地方法院，我們皆主張若想無罪。在主流社會的認知中，捏爆雞蛋的行為確實不夠禮貌，倘若造成官員個人的心理創傷、傷害社會大眾的道德情感，我們謹此致歉。然而，捏蛋的抗議行動並非若想個人情緒的發洩，而是缺乏勞動保障的兼任助理們，在經過長久的忍耐與沈默後，終於形成足以站出來的力量，向長期放任甚至鼓勵各大學剝削兼任助理、卻不解決學生勞權問題的教育部，提出最嚴厲的批判。若想捏破雞蛋的行為絕非意圖侮辱官員個人，乃至其公務員身分。
在法庭上，律師多次主張「侮辱公務員罪」本身即有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保障言論自由的嫌疑，應限縮其使用。所謂的「言論自由」並不以語言文字為限，只要行為人主張的議題具有公共性，其行為的目的在於傳達或溝通想法，便可稱為「象徵性言論」，同樣屬於言論自由保障的範疇。《公約》也提到，在與政治人物進行公共討論與互動時，法律不應該因為「政府高官」的特別身份，就給予抗爭者特別嚴厲的懲罰。
我們認為，捏蛋的行為是在多年抗爭碰壁，兼任助理們已無退路、亦無其他救濟方式的狀況下，抗議群眾不得不採取相較激烈的手段來進行言論表達。從2012年開始，我們就一再告訴教育部要正視「校園內學生兼任助理未受勞基法保障、因此勞動權益嚴重受到侵害」的問題；到了2014年暑假，教育部「學習與勞雇分流」的二元化政策正式出爐，但我們艱澀的處境，可以說是幾乎沒有改變過。教育部的分流方案只是行政官僚賣弄承諾的劇場，我們只能日復一日演出荒謬的鬧劇。
2014年至今，我們與教育部、勞動部開過無數場協商會議；我們向勞動部、勞保局和地方勞檢單位遞交大量的檢舉個案；因為等待不了漫長的行政決策過程，我們也曾直接找上立委，協助對教育部和勞動部施壓。三年間，我們提出將近100位的助理個案檢舉、將近140所學校的制度檢舉，我們發動超過20場以上針對各大學與行政機關的抗議，其中同樣在教育部前進行的行動就高達四場。我們算不算「已無退路、亦無救濟方式」？或許有人說「捏蛋就是不對」，但學生勞動者的生存問題，除了採取激烈手段的方式之外，還能如何引起教育部的重視？
教育部對兼任助理勞動權益長期的漠視，迫使我們在抗爭形式上的激進，卻又導致抗爭者個人面臨法律制裁。類似的狀況在社會運動中相當常見，例如在華光社區迫遷的抗爭行動中，政府同樣拿出「妨害公務」的罪名制裁抗爭者。我們認為，在保障集會自由的《集會遊行法》修法之際，政府仍濫用「侮辱公務員」、「妨害公務」等《刑法》條文進行起訴，實則迫使抗爭者自我噤聲。
倘若這類罪名能夠輕易地對社運抗爭者成立，全國28萬名兼任助理們會更難爭取我們應得的勞動保障與相關權利，這些助理們至今仍因教育部的錯誤政策與對各大學的放任，而在勞動者的人格上受到侮辱。國家一手由教育部制定欺負勞工的政策，另一手透過公訴來打壓走投無路的抗爭者，只會使兼任助理們只能持續身陷勞動條件惡劣、無勞保勞退的泥淖當中。
我們不能接受一審判決的結果。除了在近日內上訴之外，我們也堅決反對濫用妨害公務、侮辱公務員等刑事公訴罪的手段來打壓抗爭的作法，對於教育部侵害兼任助理勞動權益的政策，我們也將抗爭到底。
共同聲明團體：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國立台灣大學工會、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高教工會師大分部、世新勞權小組、陽明勞權小組、成大勞權小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境外生權益小組。
當事人說法：高若想：對專委「個人」感到抱歉，如果可以切開個人與體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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