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公庫記者許詩愷
回想這半年追蹤大觀拆遷案的過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其一是到了新北市政府採訪時，媒體聯絡人上前攀談，我試探性詢問他，目前市府有沒有針對不被認定為低收入戶的弱勢居民提出補償方案，但他只是無奈，甚至帶點戲謔的說「他們為什麼不被保障，說不定其實很有錢，有其他房子啊，在現在的規定下我們也沒辦法。」
我想，或許這就是一般人對社會運動最直接的印象，我們無法相信所謂世界上存在弱勢和單純，市府公關也不一定理解社工界長年對《社會救助法》的批評。而了解案情越深，我越覺得「依法行政」如此牢不可破，法律可能是最維持社會安定最基本的限制，或者大眾口中懲罰有罪者的方法，但當法律明顯和現實矛盾時，又有什麼方法幫助這些正遭受壓迫者？
另外一次，則是某場記者會過後，我隨著自救會到了他們基地追問目前抗爭的方向，基地在一棟居民提供的房舍裡，二樓寫滿標語，走進共用空間前要把鞋子脫掉，門口也貼著便條紙提醒往來成員記得保持清潔，而冷氣漏水和令人惱怒的夏日午後雷陣雨則一同滴落在巧拼上。
這時社區裡一對小朋友，綽號秋刀魚、慧泉的兩人跑來湊熱鬧，採訪結束也離不開的我便和他們玩了起來，喜歡向記者問東問西，被大家戲稱是蠟筆小新的秋刀魚拿著相機說「和上次那台不同欸」，慧泉則拿起吉他，想學自救會為他們寫的歌。
拆屋還地強制迫遷，對大人是最直接的經濟問題，但對孩童而言，這場抗爭可能影響未來他們的人生，在回憶中永遠畫下一筆，我不禁想著再過半年後，他們會各自往哪去，長大後是否還能記得童年有這位玩伴，曾發生過這件事，又或者，他們會雲淡風輕對未來的朋友炫耀說「我小時候上過新聞哦。」
終於等到雨停，當我收拾完器材準備離開，慧泉說了一句震撼我的話，讓我反省起自己到底夠不夠了解這則我所報導的議題，又或者我只是帶著獵奇心態，自以為有權力挖掘、暴露他們經歷的痛。
那時，她對著我說「掰掰，下次看到你也是抗爭的時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