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
近日精神醫學會寄來一封「維護龍發堂堂眾健康倡議連署書」，希望精神科醫師共同倡議。針對龍發堂收容病患卻漠視其衛生環境與安全條件等情事，台灣精神醫學會與其他相關學會，將聯名支持高雄市衛生局並召開記者會。身為連署參與者，相當認同這是在保障精神障礙者人權重要的一役。不過，必然不少人也開始擔心，未來「現代」精神醫療的框架，是否有足夠能量能接住從龍發堂轉送的個案。
有意思的是，學會寄給會員的連署信，開頭就引用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CRPD)。而這陣子，CRPD也才在精神醫學界引起波瀾，理由在於其中對於強制住院的檢驗，有著過於不切實際的理想。從強制住院的爭議，或是龍發堂問題，現代精神醫學一下子成為被檢驗的對象，一下又成為解決問題的標竿，這其中的矛盾，也凸顯了我們在複雜的社會文化情境中追求一種簡約的價值的困難。簡言之，關於強制住院，人權的意義本身不應被扁平化，而只聚焦在人身自由的討論上。至於龍發堂問題，那當然不只是「現代精神醫學」與「另類/傳統」醫療的對抗。這些問題的存在，更是反應著凹凸不平的社會結構。
一九八零年代，精神科前輩陳永興醫師寫了一本《飛入杜鵑窩》，呈現了北市療團隊在全國進行療養院所調查，發現多數的療養院設備簡陋，院所環境髒亂，病人受到不人道的對待。這本書的書名，來自於一九七零年代的電影《飛越杜鵑窩》，是改變自反文化運動潮流下的同名小說，對於精神醫學提出尖酸的批判。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剛在台灣上映時，精神醫學界無法理解它對於機構化的檢驗，卻在大眾醫學雜誌上討論何謂「人格疾患」。這個現象也反映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脈絡。
但是現代性的追求，畢竟也成為我們的典範。以現代之名，成為行動者的倡議口號與行動準則。但，極有可能的是，在大世界裡的每個小社會，在經歷現代化過程的步調與節奏，是那麼不同。舉例來說，2001年，周大觀基金會設立的國家公益獎，同時頒給了兩個精神醫療工作者，一個是台灣當代精神醫學的舵手陳珠璋先生，另一位是赤腳醫生陳鵬飛，他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瘋女十八年》，講的是好心醫生把被監禁在廟裡的女病人救出的事蹟。國家公益獎的得獎人，一北，一南，那麼巧合地對應著我國不平衡的社經條件。如果再把過往強制住院的資料攤開來看，也許我們也可以從比例懸殊的南北差距，再看出什麼端倪。
龍發堂的爭議，其實並不是近日才發生。三十多年前，文榮光醫師率領的高醫團隊，早就展開龍發堂的調查，也是以現代之名，予以強力的檢驗、批判。但是至今，仍有那麼多的家庭，甘願給廟方買斷他們無力照顧的家人。而這豈止是龍發堂而已？在台灣，恐怕還有其他類似的廟宇收容著病患。對這些廟來說，那是功德，對現代醫療來說，卻是災難。龍發堂像是精神醫療的現代圖騰所對應的前現代縮影，然而其存在卻讓我們驚覺我們從未現代過。
以現代之名，或許這場人權之役是必要的角力，然而更困難的在於，我們的社會對於「共同生活」的意義有著不一樣的理解。龍發堂也好，或是主流醫學眼中那些不入流的機構與治療，某種程度，正反映著圍繞在疾病/障礙者周圍的那個生態，還來不及，甚至不願意消化這個高舉現代的善意。龍發堂收容的院民，甚至有的無法隸屬於精神醫學診斷準則的分類裡，更凸顯了使其退場技術上的困難。高雄市衛生局舉行記者會在即，公權力的介入，固然是揭開沈痾開端，但接踵而來的問題在於，未來的政策如何對地方社會產生足夠的同理，並且可有足夠豐富的資源跟細緻的安排來接應，足以使得以「人權」為名，能夠更理直氣壯？
（組圖說明：左上：電影《瘋女十八年》。右上：電影《電飛躍杜鵑窩》。左下：組圖左下是攝影家張乾琦的攝影集The Chain封面。右下：陳永興醫師著《飛入杜鵑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