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素芳（台南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布農族獵人王光祿五年前因母親想念野味上山狩獵遭到判刑，在法扶與民間團體的努力下，去年由最高法院法官聲請釋憲，尚待釋憲結果出爐。在課堂上討論這個案例時，有位學生的反應令我印象深刻，她說：「想吃肉到市場買就好了，為什麼要去打獵，沒效率又觸法……。」她的發言隨之引發幾位同學的反駁，希望她可以考量到狩獵文化對原住民族的意義。王光祿案是一場關於動保生態與原住民族文化的價值論辯。
這裡我想講一個年代有點久遠的山難事件，是一個關於征服與信仰的故事。今年七月，我隨著記錄片工作者前往中國雲南藏區德欽縣境的村落參加集中講義，期間透過一部《卡瓦格博》記錄片，得知了發生於1991年中日聯合登山隊的山難事件。這起世界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難事件，所引發的公眾討論與後續效應，對於探討「集體文化權」的概念應有幫助，因此加以整理記錄。
卡瓦格博小檔案
「卡瓦格博」在地理學上的名稱為「梅里雪山」，位於中國雲南省德欽縣境內，主峰太子雪山海拔6,740公尺，地處怒山山脈中段，金沙江、瀾湌江與怒江併流區域。卡瓦格博是藏族地區人民心目中的八大神山之首，藏語意思是「河谷地帶險峻雄偉的白雪之峰」。1991年與1996年中日聯合登山隊兩次攀登失敗，使其聲名大噪，被稱為地球上最後的處女峰。2001年中國政府頒佈暫緩攀登卡瓦格博禁令，2003年7月卡瓦格博列入三江併流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帶動地區旅遊業快速發展。
山難事件經緯
（一）1991年山難事件
- 登山隊：由日本京都大學登山隊、中國登山協會、雲南體育運動委員會三方組成，共計42名。
- 目標：挑戰首次攀登梅里雪山主峰，海拔6,740公尺。
- 登山日程：1990年11月1日～1991年1月4日。
- 山難發生日期與人數：1991年1月3日晚～4日清晨，罹難者共計17名（日方11位、中方6位）。
- 救援行動：1991年1月9日開始～1月25日中止（因衛星照片已無法拍攝辨識第三營地確切位置）。
（二）1996年再次挑戰攀頂
- 登山隊：日本京都大學登山隊與中國登山協會組成，共計28名。
- 登山日程：1996年10月30日～12月5日。
- 結果：因天候預報因素決議中止攀頂，任務失敗。
（三）1998年起陸續發現山難者遺體
- 1998年7月18日，村民在明永冰川3,800公尺處發現山難者遺體，距離山難發生的所在地有四公里遠，海拔1,400公尺的落差。
- 1999年5月25日，村民再次於明永冰川3,700公尺處發現其他山難者遺體。2000年、2002年～2004年皆陸續搜索到罹難者的遺體與相關遺物。
中方記錄片觀點
「卡瓦格博」記錄片由雲南電視台記錄片中心籌備拍攝，片長約一小時，以當年參與的中方登山隊成員與罹難家屬為主要訪談對象，口述記錄還原事件。目前網路上關於此山難事件的發生經緯與論述，大多引述自這部記錄片內容。
記錄片從登山者的角度出發，講述兩次攀登卡瓦格博的挑戰過程與失敗原因，也側面分析了登山者與德欽當地藏民之間的文化衝突。記錄片將山難發生的主因，歸因於變幻莫測的惡劣天氣與突如其來的雪崩，並把這大自然的無常變化，有意識的連結到康巴藏民的詛咒與神山信仰，因此讓卡瓦格博蒙上一股神秘的宗教色彩。
影片中有一段是兩位藏民重述當年村民對登山行動的驚恐與反感，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
「登山是什麼呀？我們也不曉得。當時他們來，對外的宣傳是爬梅里雪山，當時我們藏民族不知道什麼是梅里雪山，後來才知道梅里雪山就是『卡瓦格博』！」
「當藏民得知登山隊即將攻頂的消息，老人家們哭的不行，一面燒香一面跺腳地跟卡瓦格博爺爺說，快施展你的神力把登山隊那些人攆下來……，不然我們以後再也不敬你了。」
一直以來，親近山攀登過幾座百岳，是我頗為自豪的記錄，登山過程中，我從未意識過登山活動對當地文化會產生什麼影響？攀登這座山的意義，除了攻頂之外，還能有些什麼？甚至，交通不便或山莊設備較差的百岳，我便敬而遠之。簡單來說，是用一種粗暴的、消費的心態去體驗自然。
記錄片映後，再次與影片中的兩位藏民對談，他們已是「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成員，致力長期保存與傳承藏族文化，當然也包括藏地佛教信仰，像膜拜卡瓦格博神山一樣，膜拜自己的文化。對他們而言，藏民心中的神山，是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將祂踩在腳下褻瀆祂，於是這樣的在地信仰民間文化與外來登山者的征服慾望，產生了極大的矛盾與衝突。
日方登山隊觀點
京都大學登山隊成立於1931年，派遣海外遠征隊挑戰首次攻頂攀登記錄為其設立宗旨之一，1953年到1973年創下多次國內外的首登記錄，包括珠穆朗瑪峰、喬戈里薩峰、諾沙克峰、干城章嘉峰等。1980年後，以中國境內的未有人跡到達過的處女峰為目標，完成康波欽峰、納木那尼峰等的首次攀登，記錄輝煌。
在「卡瓦格博」記錄片中，訪談了中方登山隊代表、受難者家屬與藏民，唯獨缺漏日方代表的說法，原因不詳。因此，筆者從京都大學登山社對會員每年四期的新聞通訊（newsletter）中摘錄關於事件的相關看法，以作為補充。
關於1991年山難發生原因認定上，京大登山社與中方看法一致，認為是雪崩所造成的。而不同的是，「第三號營地位置的選擇問題，雙方協議耗時多日」、「聯合登山隊由三方組成，人數過多，語言隔閡不利於溝通，計畫缺乏彈性」等，在日方的檢討報告中被認定是間接導致山難的不利因素。
在1996年再次攀頂失敗的檢討上，除了內部批判指陳「受到前次山難事件影響產生的心理陰影」外，也出現「登山行動過於依賴氣象預報資訊，中止攀登的決定是一項錯誤的判斷，此次失敗可以說是科學文明過度介入登山行為的弊害。」 此外，「登山日程的變更」以及「當地藏民的軟禁、竊走裝備等干擾行為，亦影響登山隊員的情緒」。
接連的失敗，最後讓日本京大登山社放棄卡瓦格博的攀登計畫，並意識到往後必須對攀登目標進行調查，以謹慎的態度評估攀登存有民間信仰神山的適當性。
神山信仰與公眾討論
面對中日聯合登山隊兩次攀頂的失敗，藏區人民是如何看待事件結果與後續發展呢？人類學家郭凈在其著作《雪山之書》中提到村民舉出許多例證，說明登山活動如何觸怒卡瓦格博，給他們降下災害。好比說1991年的雪災、1996年的泥石流，大多數的村民認為「登山以後，各種災禍都冒出來了」。
另外一例，則是狼的出現危害畜養的牲畜，毛驢、牛、馬被狼吃光，使村民損失慘重。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狼出現？「狼是日本人帶來的，跟著他們進了我們的村子」。這些看似迂腐迷信的解釋，說明了村民們寧願選擇在信仰範圍內尋求一種說法，並以此作為保持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行動準則。
每年秋末冬初，來自雲南、四川、青海及西藏的藏區信徒，進行為期一周內轉經或半個月外轉經的朝聖活動，繞山而轉，敬香磕頭，卡瓦格博都是他們長途跋涉的終點。
與征服者不同的是，這些朝聖者對神山充滿虔誠與敬畏之心，誠如郭凈在該記錄片中所言，「這地方有很多外人來，有些是登山的，有些是搞經濟開發的，有些是搞探險的，很多人的想法都是想爬到山頂上去。這是一個垂直的一種思維，所以會覺得藏族的生活方式很奇怪，他不是往上走，是平面上繞一座山，從低海拔到高海拔是超越一個極限，但藏族人是不超越這個極限。」
中日聯合登山隊攀登失敗後，當時的主流輿論仍是期待著另一次的挑戰行動，藏民的信仰仍未受到重視或廣為傳播，於是有了中國網路媒體（搜狐網站）組織並發起「跨千禧年挑戰卡瓦格博行動」，邀請的是中國最優秀的西藏登山隊前往挑戰。在媒體炒作下，此時BBS論壇也出現大量的討論，有期待由中國人成功超越人類極限的，也有質疑反對的，其中希望尊重藏民神山信仰的意見，也得到傳播發酵，最後集結成為促使政府頒佈暫緩攀登禁令（禁登區）的社會能量。
【圖說】本校百年校慶的老照片：日治時期攀登新高山（玉山）的登山行動背後，既有著健身強國的思維，也有著殖民者的征服姿態。當我們津津樂道於女子教育的現代化內涵時，亦應換位思考對於當地社會文化帶來何種衝擊。
禁登令與集體文化權
1999年12年29日，德欽縣人民政府提出文件請示雲南省政府，要求勸止千禧年登頂行動，其文件所列舉的四項理由，都圍繞登山對少數民族地區神山信仰的傷害，「被傷害的不僅僅是德欽的信眾教徒，也包括整個葬區的信眾教徒，因為卡瓦格博士整個藏區的神山」、「對此進行登山活動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項單純的體育活動，如以傷害一個民族作為代價，以滿足一些人對自然的挑戰欲征服欲，價值究竟有多大？」
除了德欽縣政府外，NGO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也向國務院遞交請願書，指出卡爾格博的首登權讓給日本，已經產生不良的政治效應，不僅有害少數民族的宗教情感與文化傳統，也影響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與和睦；同時建議將卡瓦格博列為禁登區，禁止任何登山活動。
在地方政府與民間NGO的努力下，千禧年登頂行動在迎接千禧年到來的前一天宣布「暫緩實施」。2001年9月，對於將卡瓦格博列入禁登區的建議，也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同意在立法之前，以「暫緩攀登」的方式實施，形同禁登。從一起山難事件的登山行動，發展到對民間文化、神山信仰、環境保護乃至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等面向的討論，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臺灣社會地方性的傳統知識與其他價值的衝突應如何進行對話，以及國家對「集體文化權」的積極責任應如何落實等課題。
參考資料來源
1. 京都大學學士山岳部網頁
2. 回歸，美德諾‧斯朗倫布主編，第四期、第五期，卡瓦格博文化社。
3.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對集體文化權的保障內涵之一：「承認極需尊重和增進原住民族因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及其文化、精神傳統、歷史和思想體系而擁有的固有權利，特別是他們對其土地、領土和資源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