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高教見聞錄」系列文章共十篇，為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自2004年起，投入台灣高等教育及高教師生權益倡議工作十多年來的經歷回顧，近期將陸續刊載於公庫平台。系列文章連結請見文末。
文/陳政亮
進一步說，評鑑體系下的「限期升等」辦法（即「未能於期限內升等者，不續聘」），是從2006年以來最具有威力的制度，它在兩年之內蔓延到全國各綜合大學裡，具體的展現了權力的活躍效果。
升等本身並非是一件單純的學術事件，它不僅關聯到「學術能力之判定」，還牽涉到更複雜的程序以及校內權力關係。我想，經歷過升等的人大概會對學術圈的「險惡」有很深的體會。
一般說來，升等主要是憑藉著作，然而在學術領域愈分愈細的現實下，除非相同系所不同領域（系教評會）、同院卻不同系所（院教評會）、同校卻不同院（校教評會）的同事們，皆具有一定的知識高度，否則對他人著作的好壞是難以判斷的。雖說對無法判斷的事情，人們應當學著謙卑，但如果有某種「可見的標準」的話，譬如說：「特定期刊（如：I級期刊）文章的數量」，那麼人們就可以毫不留情的評價他人的學術能力了，即便他可能在那特定領域上什麼也不懂。這聽來有點奇怪，但我們的升等制度的確就是如此。
當然，在「特定期刊刊登一定數量的文章，就一定具有學術能力」的這個假設，在邏輯上是不可能成立的，然則我們卻依舊奉行這套制度，而其效果是（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發表與刊登問題一樣）：助長了特定期刊的影響力，形成封閉的學術集團，最終導致知識集團化、主流化的現象，學術的創造力與自由度逐步下降。
第二個問題是，這類「可見的標準」還包含：「教學評量」與「服務與輔導」。換言之，升等也已成為一種「綜合考核」（發表、教學、服務與輔導），而不是單純的學術能力評價而已（雖然我們希望它是）。
我曾聽聞某些老師在提升等時，在教學、服務與輔導上被刁難，有的僅是因為一位學生對教學的一句負面評價，就可以在教評會上被他院教評委員拿出來大做文章。更不用說校方要求一定數量的「產學合作、招生名額」等作為「服務」的門檻：若過不了這一關，連著作也就不必審了。
在校內教評會通過後，才有接下來的匿名外審。至於外審委員是誰，基本上是由教評會決定的，此時教評會主席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院與校級教評會，此時院長或校長（院、校教評會主席）的權力極大，他們幾乎可以透過選擇特定外審委員，影響一個人的升等成敗。而這還是比較溫和的作法，最粗魯的是直接遊說外審委員，改變分數；這是你在一些行政法院的判決上，可以看到的案例。因而，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我要等到下一任院長再提升等」——當然你得在升等的限期之內，才有辦法與他人比氣長。
「權力比你大」的意思是：別人可以決定你的命運，甚至不需要真正認識你。而「限期升等制度」的賭注則是學者的工作權。因此任何年輕的助理教授都明白，從一開始進入學術圈，自己根本沒有冒犯任何人的空間。你的校內同事與「長官們」、全國相近領域的同行們、甚至不同學術領域的人，都有可能可以影響你的著作刊登數量、服務與教學評價的優劣、以及外審委員的人選⋯⋯等升等關鍵，從而決定了你工作的有無與人生的成敗。
這是個尋求自保的年代。2006年之後，我太常聽到「我還沒有升等，現在得要乖一點」或「這事得等我升等以後才能做」這類的話了；這幾乎已經變成年輕學者的口頭禪了。
仔細思考一下，「乖一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消極的意義無非是「不能得罪任何人」、「謹言慎行」、或「服從命令」；積極的意義則是「巴結奉承」或「趨炎附勢」了。
我以為，一整個世代的年輕知識份子，竟被環境逼迫到說出這種亂七八糟「乖一點」的話，這不能不說是台灣整體學術圈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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