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高教見聞錄」系列文章共十篇，為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自2004年起，投入台灣高等教育及高教師生權益倡議工作十多年來的經歷回顧，近期將陸續刊載於公庫平台。系列文章連結請見文末。
文/陳政亮
世新大學的限期升等制度是在我進入職場之後建立的，雖然對我並不適用，但整體學圈的氛圍仍令人感到很大的壓力。
我在2011年申請副教授升等，距離2004年已經是第七年了，超過許多大學六年升等的期限；若與較晚進入職場的學者相比，我可能早就失去工作了（例如，根據當時部分學校的法規：清華、成大、中央、北科大、東吳…等，都是「六年條款」）。而基於與社發所同事們有著共同的知識立場、當時院長與校長對年輕學者的鼓勵心態、所找的外審委員具有友善與理解的視野，我因而升等成功。
這真的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幸運。如果把相同的著作，拿到現在這個時空下來升等，我不確定會有多少成功的可能；畢竟現任院長、校長與董事長，對社發所並不友善，這事肯定會是負面因素。
進一步說，把相同的著作拿到不同的大學去提升等，結果也是難以確定的。我的意思是，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你可能會在升等過程中，產生諸多對於他人的「幻覺」（因為患得患失而失去正確的判斷），不知道誰是否值得信任，你永遠不知道會在哪個環節出錯，對於結果你毫無信心。畢竟，影響升等成敗有太多學術與非學術的因素了。
基於這樣的理由，我以為要判斷一個人的學術程度，不應根據職級高低，或頭銜多寡，而應根據自己閱讀其著作的實際感受。我想人們應當看到，沒有升等的人不見得就是失敗的學術工作者（反之亦然），雖然學術圈是如此的貶低失敗者。而真正的失敗者是「自覺差勁」的人，跪伏在權力面前自我回望，進而自我貶抑，心神焦慮到失去學術能力，最終由自己證實了自己的無能，連一句辯護的話都說不出口。
2011年我在提出升等申請後，就參與了高教工會的籌建，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的成立大會上許多教授對於評鑑的發言：主要是針對工會到底是主張「廢除」、還是「改良」評鑑制度這一點，有一番激烈的討論。主張改良者認為，評鑑制度至少帶來了客觀的評價標準，否則按照過去排資論輩的學圈文化，年輕的學者根本不可能出頭；或說，有些系所善巧的運用評鑑，反而可以向校方爭取到匱乏多時的資源。而主張廢除者則認為，評鑑制度徹底改變了學者從事學術工作的思維方式（mindset），將整個學界帶向績效追求，空洞化了研究的基石：根植於學術興趣而奮不顧身追尋真理的心靈。
評鑑制度帶來的是典型的異化勞動：學者與自身的工作疏離，並且反過來受到績效的催促而不得不從事研究，勞動於是成為一種愈做愈痛苦的差事，只能等到強制的力量消失（例如升上正教授），才有辦法去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研究；如果你還沒有倒盡胃口的話。經過一番辯論，大會最後以「暫停評鑑、徹底檢討」為修辭，作為工會的路線。
工會成立後經常舉辦各校或全國的活動。2015年的夏天，在台北有場檢討限期升等制度的座談會，其中出席者所描述的升等失敗（與被不續聘）的經驗，實在令人瞠目結舌。大多是得罪了院長、有的是因為校長下條子直接干預教評會、有的則是外審委員根本是不同領域的人、有的則是家裡有事延遲了升等申請、有的是因為過於專注教學而著作不多⋯⋯等等。
這些不同領域的學者，有人表達了內心極度的恐慌感，有的已經得了憂鬱症，而竟有不少人正在與癌症博鬥；我似乎目擊了評鑑體制所帶來的疾病效果。我猜想，從捍衛評鑑制度的管理者眼中，大概看不到這個體制帶給工作者的身心崩解，只會看見一群不耐壓、能力不足、不思長進的「草莓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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