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面對香港理工大學遭警方圍困多日，多名成員失溫、缺糧，且面臨情緒潰堤的人道危機，以及擔憂區議會選舉遭特區政府取消或延後，導致另一波全面社會抗爭，包括台港及南亞等外籍人士在內，多名社工、法律及宗教界人士在21日在佐敦佑寧堂召開記者會，並宣佈「絕食抗暴政 守護年青世代」活動。其公開聲明內中提出三大訴求，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求警方和平解決理大危機，並確保區議會選舉不會遭特區政府以緊急法名義取消或推遲。
消息見報後，引起輿論不同迴響。或有人指，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國如今己是鐵了心要「止暴制亂」，強力鎮壓反抗聲音，絕食抗議只會搞壞身體，無法促使當權者改變。然而，參與絕食抗議活動的成員，不少人早己對現今香港局勢不抱持樂觀態度，「對政府絕無期盼，只想向年輕人表達大眾與他們同行的決心，並藉此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從而向政府施壓」。
或許，這可以被視為是堅持和理非路線的較年長的一代，站出來聲援勇武年青人的一次出擊。為何其採取的形式，不是靜坐，而是絕食？絕食，的確有傷害身體之虞，作為一種政治抗議手段，經常被視為是與自焚，自殘，或殉道相類似的，是非暴力抗爭的終極手段，不到最後關頭，不會輕易採用。這不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第一次絕食抗議活動。但卻可能是最緊急最迫切的，參與者在極短的時間被動員起草聲明，為了回應香港刻正發生的人道及政治危機。
然而，今次的絕食抗暴政，作為某種政治意味的「自我犧牲」，更有著呼應勇武派過去為了保護手足，讓運動持續被看見，不惜被抓、遭刑求，乃至在街頭挨槍擊的意味！用學術自由民主聯盟成員何芝君的話，要「用自己的身體讓年輕人知道，呢條路唔只佢哋行緊」，帶來某種打破身體政治的疆界，進而促進「同行同苦」的「想像的共同體」的身分認同。
當反送中運動二次過百萬遊行，遭到林鄭特首無視後，七月開始，勇武者攻佔立法會。林鄭特首定調為暴動，接連出現政府與黑道、警察三方聯手，無差別攻擊和平示威者及路人後，香港勇武派使用的武力亦逐漸升級，採取神獸私了、裝修店家、火魔法斷後等等作法。
而警方亦隨之加強了鎮暴的配備和力度。除了不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施放約萬顆催淚彈、不明成份的胡椒噴霧同水泡車外，而今還出動了曾被美國法庭裁定為「過分暴力的武器」聲波炮，和1899年海牙國際公約《禁用入身變形槍彈的聲明》的中空彈(Hollow Point Bullet或Jacketed Hollow Points）。特別是中空彈，因為會「滯留人體」，且會造成受害者「緩慢死亡」，目前各國軍隊都不得使用，港警卻拿來在年青的孩子及學生身上試槍，引發社會各界一片嘩然！
香港人不分年齡層各種受苦的身體意象，透過國際傳媒，業己喚起了全球不分地域的共鳴，從要攬炒的勇武背著遺書出門，到守護孩子的陳伯被當作黃色物件遭圍毆，從梁杰淩等義士自盡，到陳彥霖等失蹤人士紛紛被自殺，從理大遭圍困者被絕食，到年長者紛紛站出來絕食。
韓國人聲援，想到了自家的光州事件。台灣人與香港同行，勾起了過去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連美國人都不免思及自己建國先烈的歷史，想起了馬丁路德金恩的黑人民主運動。
這一場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業己印證了學者K. M. Fierke所主張的，無力者的政治犧牲，看似一隻軟弱無力的手（the weak hand） ，其實有能力翻轉局面，重新界定既存的政治遊戲規則。示威抗議者拒絕當權者的「暴徒」定性，藉著選擇自我犧牲，自我界定為是「殉道者」，把個人最佳選擇與團體並不一致下的「囚徒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轉變為「看守人的兩難」（warden’s dilemma）。此舉逼得看守人或是得與示威者展開對話，或是得持續施暴鎮壓，導致示威者死亡，進而引發本地乃至國際社群的強烈譴責！
這樣的行動策略，業己打破了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研究的傳統窠臼，召喚出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的新局面。國際關係研究過去僅關心傳統的政治運作範域，乃至各國政府間的互動，卻忽略了在全球化時代，藉由大眾傳媒及臉書等電子媒體，個人同其社群同樣可以發揮無以倫比的政治影響力。如今，越來越多人關注全球政治，而非國際關係，因為這樣的研究進路方能全面地分析個人、社群乃至國家間複雜的政治互動網絡。
「對政府絕無期盼，只想向年輕人表達大眾與他們同行的決心，並藉此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從而向政府施壓」的「絕食抗暴政 守護年青世代」的活動，必須放在這樣的本土及全球思想脈絡下，方能明白其背後真正的動機，也才能確實評估其行動的成果與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