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柳雩
文/張郁（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網路空間將是一個無國家疆界、無物理疆界的自由空間，千禧年後的人類將以一種新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飽含想像力與期待的宣言漸漸淪為廉價的二流科幻小說。因為現實並未照此發展，技術對於疆界的突破僅僅短暫地讓新世代有了全新的交流、生活可能，卻又被同樣的新世代重新劃界區分，建立圍牆與斷裂。近來關於「中國用語」的討論是這一現象在台灣的新高潮。
「中國用語」是網路用語的歪曲
其實中國用語的本名是網路用語，它們大多發源自華文網路空間，而非中國國家。更具體地說，它來自電玩、動漫、影視、網路小說論壇、社交媒體與各種數不盡的大大小小次文化圈。例如「奇葩」這個被視為中國用語的詞其實早在漢代的《美人賦》中就有出現，原本是純粹讚賞的褒義詞，但後來被ACG文化圈拿來用作混合了腹黑、中二等多種特徵的調侃描述。而腹黑、中二來自哪裡？來自動漫。
又例如「顏值」這個詞，我至今還不能明白為什麼它屬於中國用語。顏在日文中是面容的意思，顏值指面容的好看程度。因為顏與容貌的關聯在中文裡較弱，所以它怎麼想都不可能只來自中國。事實上也是如此，顏值是日本偶像文化與中文網路圈混合下的產物。其他還有很多，不再一一舉例。
這些詞語來自網路空間，發源或再造於網路社群，如今卻被稱為中國用語，這種指稱本來就有錯誤。使用中文的網路人口從二十多年前初次上線時本就沒有太多隔閡。
許多字幕組、許多論壇、許多線上的討論群都會混雜著中、港、台以及更多華文圈的使用者。也因此許多字幕組在出字幕時都會同時出簡體和繁體版本，因為大家本來就共同在一個社群中生活。語言也在整個社群的使用中在演變著，一段話中混合著動漫詞彙、網路小說詞語、線上論壇自造詞、可能連詞都算不上的表情或顏文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中國用語」的指認故意忽略這種網路社群存在的事實，實在令人無法認同。
但為什麼這種錯誤的指稱反而在流行？而且，如今熱鬧響應著中國用語危機的不少人都是生活於這個泛網路社群的年輕人。他們怎麼會故意歪曲事實呢？
疫情加速國家化
將網路用語稱為中國用語的目的是喚起國族文化危機，從而指認台灣用語、台灣文化。這種以國家名義重新規範化理解周邊事物的趨勢姑且可以成為「國家化」。
它並不是新鮮事，卻正以前所未有的在變得正當，變成全民吹捧的潮流：醫學自然可以國家化，近幾十年愈演愈烈的人畜共通疾病之一的新冠肺炎被刻意命名為「武漢肺炎」或「中國病毒」；工業生產可以國家化，全球科技、資本混合物的台積電竟然可以被譽為「護（台灣）國神山」；語言文化的領域當然也可以國家化，華語網路文化圈所誕生的非國族語言被重新辨識為「中國用語」、「台灣用語」。
這股潮流在疫情時刻被加速，它看上去是一種對於國族認同的追捧，其實是國家權力的擴張與民間的危機。我們不應輕易否定阿岡本等歐陸哲學家們在疫情開始時的提醒：例外狀態的常態化、國家對人民自由的任意侵犯。儘管他們曾經錯估病毒的嚴重性（但我覺得更多是資本主義醫療體系的脆弱性），或者忘記國家權力如今是以更柔軟的方式在運作。
雖然以台灣的經驗來看，他們錯得離譜。這裡沒有取消公共生活的集中營，反而是人們可以「如常生活」，權利依舊。但是，從權力的角度來看，這裡的民間已處於危機，國家權力趁著疫情大肆擴張，編織成柔軟的集中營包裹住每一位生活者。
國家權力擴張特徵可以分為如下三層：危機的話術、鼓勵隔離、國家庇護。這些特徵不限於疫情，卻能與疫情最穩定地結合，因為尋得了自然、科學的背書。
危機的話術
疫情治理幾乎是一種恐慌政治，疫情作為一種不得質疑的危機前提引發普遍的緊張與恐慌感。這個過程並不是理所當然地就會發生，而是經過加工後自然現象才能成為危機，危機的轉譯與傳播才能導致恐慌。
加工的過程常常包括誇大、渲染，但是病毒相對需要嚴謹的科學對待，國家主動誇大其危險性反而會造成懷疑。所以釋出不確定性就成為一個好手段，因為不確定，所以無法確認危險程度，所以容忍謠言四散，從而兵不血刃地完成危機化。
舉例而言，疫情初期武漢封城，缺乏醫療資源導致大量的人道災難。各地民眾都會擔心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關於醫療資源的充足程度、可增加程度的資訊就成為判斷的必要資訊。而台灣政府卻從未公開完整地盤點過現行的醫療資源、在疫情下如何挹注公共資源擴張來準備。衛福部只是不斷釋出不確定性與危險警告，這導致人人自危，連醫護都大喊著減壓病床不夠，趕快封鎖邊境不要讓外面人進來。而事實上，因為缺乏官方的必要資訊釋出，許多民間對於醫療資源的盤點和判斷都有嚴重缺漏和低估。
後續，在關於篩檢的討論中，不確定性再次成為國家的武器。因為存在偽陰、偽陽率（不確定性）所以可能會大量誤診、可能導致醫療資源崩潰、導致台灣滅亡等等。說起來都是很可笑的話，卻成功引發對於篩檢的恐慌。
當然，另一方面，這樣的危機話術也會被非國家拿來使用。萊豬的爭議中反萊豬團體就曾試圖操作危機的話術，效果也不錯。至少現在每家餐廳都公開標示自己的豬肉來源。不過恐慌情緒很容易再次為國家收編運用，並不能真正成為的民間力量。
鼓勵隔離
檢疫不是隔離、也不是社交距離，社交距離也不是停止民間的交流與活動，更不是鼓勵檢舉，但它們的分界逐漸模糊。
此處所說的「鼓勵隔離」並非指具體的檢疫隔離（我不否認其科學有效性），而是一種瓦解、取消民間橫向聯繫的比喻。或許香港警察在這方面做的更好。但它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危機作為前提，恐慌作為情緒基礎，人們迫切想要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不過國家並不會提供解決危機的辦法，而是只提供讓每個人可以在危機下生活的辦法。隔離是其中最有畫面感的呈現。
民間的橫向聯繫，大型集會、狂歡、節日都是國家的軟肋。它們難以預測，也難以受控，異議、社會運動、革命都需要這樣具備橫向聯繫可能性的場合來生長。統治階級要麼試著成為這些場合的中心角色（但有風險）要麼就嘗試著去削弱、禁止。台灣礙於解嚴以來的社會運動與民間力量積累，無法名正言順地操作。這時疫情來了，天賜良機，國家透過社交距離的柔軟論述瓦解每一個或大或小的民間集會活動，並收回公共空間，例如台北車站大廳。
避免「群聚」這個說法本身就有政治性，群是人群也是社群，人們並不會均勻離散地碰巧接近彼此，而是有著相同目的、興趣、意圖地接近，形成社群。避免群聚是在「科學地」將個人橫向連結拆散，讓公共人、社群人成為離散人。同時，許多對於群聚的攻擊是帶有政治意圖的，例如中研院的博士後蔡安迪就發現韓國傳統基督教派藉著「新天地教會」群聚感染事件對新興宗教展開獵巫行動，大肆攻擊、抹黑。
國家庇護
失去社群、失去橫向連結的個人變得更加脆弱，更加無權力。為了保有基本的生活權利，國家庇護成為被迫的選擇。
庇護原本是指其他國家接受難民、在原本國家遭受迫害者，提供保護。其對象主要是無法回到原本居住地的人。而在這裡，我想說的是，個人在「危機的話術」、「鼓勵隔離」影響下，處於危機中失去原本生活的穩定感，同時又被削弱了橫向連結，等同於流離失所者。
在庇護關係中，國家成為值得崇拜、敬仰的綜合體。國家權力的擴張是正當的，因為有國才有家。國家對於民間生活的干預是正當的，那叫做超前部署。從國家視角理解事物、重新辨識，也再正常不過。所以上文所說的「國家化」其實是在這樣的庇護關係中以國家為座標重新辨識的過程。因為台灣的國家特殊性（相對於中國所建立的國族主義），所以整個過程中發生著雙向的國家化（以中國標示出台灣，以台灣標示出中國）。
我想說，在例外常態化、疫情生活化的當下，我們或許不應該在期待著某日解除封鎖回到以往的正常生活。這當然是可能的，但絕不能期待在國家庇護關係中實現，因為疫情正是國家權力擴張與維持的基礎。而是應該以重新發掘組織性、拆解危機話術、培植民間權力作為手段。並且，我們也不應再將國家視同於公共，或者可以制衡資本的力量。「中國模式」也就是所謂國家主義與資本結合的積累模式已經成為主流。國家的部分超階級屬性不會成為與資本抗衡的助力，反而會是另一層枷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