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張芸瑄
《紅磚危城》這部以「理大圍城」為背景的紀錄片，描述2019年11月，香港警察衝入理工大學事件。親身走入現場的導演張凱傑，在接受燦爛時光會客室訪問時說：「這些抗爭過程都是重要的歷史片段，必須好好的被記錄下來。」
在這場史無前例，長達13日的抗爭現場中，發生了哪些令人震撼的事？示威者在裡面的情況又是如何？作為紀錄者又面臨什麼樣的危險？《紅磚危城》導演張凱傑將在節目中分享理大抗爭時的所見所聞，以及作為紀錄片工作者如何紀錄與思考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大衝突。
「理大圍城」事件背景，大學為何變成戰場？
2019年11月8日，香港反送中運動出現第一個死亡案例——22歲的周梓樂，當時被發現從三樓高的停車場跌落，在送醫幾天後不治。然而，這場看似單純的「失足」意外卻充滿各種疑點，例如，墜樓地點有道高及一般人胸口的圍牆，讓「失足」的說法充滿疑點，也有畫面指出在送醫過程中，救護員被警車阻礙近20分鐘，更引發眾怒。事件發生後，抗爭聲浪再次高漲，香港示威者進而發起罷課、罷工、罷市的「三罷」行動。
「三罷」期間，多地爆發警民衝突，尤其在香港中文大學，警方與學生發生激烈對峙，防暴警察強行進入校園拘捕學生，發射多枚催淚彈，中大成了首個校園「戰場」，聲援行動紛紛出現，同時埋下「理大圍城」衝突的因子。
沈重的衝突現場，作為紀錄者的為難
警方發射閃光彈、人們在煙霧彌漫中嘗試突圍、多人赤裸沖洗傷口、腐爛的食物長滿蛆……，理工大學的校園中上演著有如「戰爭」般的場景。張凱傑說：「當下環境就是很沉重，你不是看見有人受傷，就是看見有人情緒崩潰。」他提到，自己當時受了傷，並在校園中休息了一段時間，回想起來有些遺憾，因為他因此錯過一些重要片段，像是示威者決定「爬渠（下水道）」躲避警察圍捕。
主持人管中祥問導演，當下面對這些示威者時，會不會擔心在支持或同情的情緒下，失去客觀性？過程中是否曾遇過哪些為難？
張凱傑說：「主要就是基於人道的立場，當時也很擔心這些影像會不會被警方發現，一心只想著『無論如何都要把我所看見的，帶出去，因為外面的人不了解裡面的情況多麽嚴峻』。」他表示，有示威者希望能用記者身份偽裝逃出去，但實際上有困難，因為警方會檢查新聞，而記者同業也認為這不是好的處理方法。他說：「我們可以做的事，就是把食物分給他們，因為裡頭的糧食不夠，很多都壞了；或是看見有示威者要去『爬渠』，也有人會給他們意見，勸他們好好思考這個風險。」
該不該對示威者馬賽克？必須有不同考量
「我們的工作不應該成為當權者的『幫兇』」張凱傑說，在人民對警方與政府極度不信任的氛圍下，示威者不再相信警方的句句「承諾」，更擔心被逮捕後會「被失蹤」，而影像中的馬賽克，是對示威者的保護。
但，張凱傑表示：「如果是確定被警方抓到的示威者就不會馬賽克，一方面，這些影像紀錄可以讓他的家人或朋友知道實際狀況；另一方面，如果之後需要打官司，也能夠作為證據。」
抗爭者的不同遭遇
片中三位主要受訪的示威者，有人提到對於港人的不滿，也有人感嘆運動中的無力，而為何會選擇這三人？其中想表達的意義又是什麼？
張凱傑表示，他們的遭遇正反應了運動中的各種狀況，像是有人幫朋友脫逃後，離開時被抓；有人拋下朋友自己走了；有人想繼續留守，但沒有人陪他。之所以會選擇保留這些不同看法，是因為這就是抗爭中最真實的感受。他強調：「我們可以承認或接受抗爭的失敗，但更重要的是，事件過後能不能懂得反思，從中汲取經驗。」
港警的「失控」執法
「當時我趴在地上拍，現場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去攻擊警方，在這近一分鐘的鏡頭，不斷有槍聲，那一刻，人民就如同是警方的活標拔」，張凱傑如此說。
他強調：「警方當下已經是接近失控的狀態」，警方不僅動用各種武力，同時也以嘲諷的語言，羞辱被圍困的人們，例如，對他們說「你就食生命麵包，我收工後可以到深圳食海底撈」，暗諷這些留守的示威者，只能吃給「基層市民、老人」的「生命麵包」。顯示出警方不僅將自己看作高高在上，更激化與人民之間的對立。
「Be Water」精神，維繫香港長久的抗爭力量
「圍城裡的人逃出來，圍城外的人想闖進去」，一名試圖與警察協商救出圍困者的律師，讓人看見警方在校園外的層層包圍，也看見外面人們的急迫與無奈。
片中也記錄下這名律師在為抗爭者抱不平的同時，仍展現出對於警察的尊重，張凱傑表示，希望能顯現出香港人能屈能伸的「靈活」特質，並且提醒港人在艱困的環境中，也要想起自己所擁有的靈活和創造力。而這樣的特質，也反映在香港許多抗爭行動，像是有大規模遊行、連儂牆，也有歌曲聲援。
「自由」被緊縮的時代，更需要人民的紀錄
去年《紅磚危城》曾遭到理工大學校方拒絕放映，而後雖然拿到了放映執照，但也被歸類為「三級片」，且被標註片中「有罪行描繪、粗鄙語言、暴力場面及輕度驚嚇鏡頭」，在香港逐漸限縮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創作者面臨著什麼樣的困境呢？
張凱傑表示，最大的問題並不是被指出「罪行描繪、暴力場面」，而是被指控片中含有「不真實」的內容。他質疑，審查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評斷「真」與「假」？同時，張凱傑提到更糟糕的狀況是，目前沒有一間香港電影院願意放映《紅磚危城》。
目前擔任記者的他說：「這是最差的時代，但也是新聞存在最重要的時代。儘管香港的自由逐漸被緊縮，但這是該做的事，就必須持續下去。」張凱傑強調，如果每個人能夠發揮自己的專業，做好本分，這個社會的力量是很龐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