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芸瑄
新聞記者進入抗爭現場採訪，偶爾會遇到警方刁難阻擋，但大多會因新聞自由而放行。不過，公庫記者卻多次在採訪時，因為貼近報導抗爭者，遭警方限制採訪，甚至被無故帶到警局。
在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Report Story」的系列節目中，邀請公庫最資深的記者楊鵑如與我們分享被警方限制採訪的經驗，警察如何干預新聞自由？而她又如何一一突破？
拍攝衝突現場 卻被警方當嫌疑人「逮補」？
「人被抓走過一次，阻礙卻是大大小小無數次 」楊鵑如說。
那「一次」被抓走的經驗，發生在2014年。當時她在「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簡報會議現場拍攝，會議涉及極具爭議的「慈濟內湖園區開發案」，但由於台北市都委會兩天前才公佈開會訊息，並強調不邀請陳情人或相關團體列席旁聽，引發民間團體不滿。
環保團體抗爭多為平和，楊鵑如當時以為會議結束就可收工，沒想到突然一陣煙霧瀰漫，原來是有人朝主席及委員噴滅火器，阻止會議進行。有些記者隨後走進記者室寫稿，鵑如則留在現場拍攝警方抬離靜坐民眾的過程，卻被警方攔下，將其帶到警局。
楊鵑如說：「現場其他記者出示證件後就能離開，我不但表明身份，包括記者證、身分證也拿給警方，但他們也不看，執意要把我帶走。」她配合警方，但一方面聯絡其他人求助，最後透過台灣記者協會聯絡到信義分局長李德威，才從派出所離開。
被誤認為聲援學生 記者遭拖離現場
楊鵑如提到，第一次在採訪中受到警方攔阻，是在「士林王家都更案」現場。
發生於2012年的「士林文林苑」拆遷，被各界視為都更的指標性案件，「士林王家」的強拆爭議受到眾多關注。楊鵑如說，採訪時有兩名女警誤認她是聲援者，將其拖離現場，她當下沒有足夠力氣抵抗，只能大喊：「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同樣的狀況也發在其它陳抗現場。2013年華光社區拆遷，當時警方在現場築圍籬，媒體必須換證才能進入，但公庫記者卻被警方質疑身份，楊鵑如說，那時有媒體同業跟警方說明我們是記者，但警方不聽，最後還是由記者協會給警方一份清單，才被接受換證。
新聞自由遭限制 只能「鑽漏洞」的南鐵現場
2012年的「士林王家都更案」至今，除了強拆爭議持續發生，記者在採訪現場仍面臨警方的阻擋。但為了忠實紀錄現場畫面，記者必須盡量尋求安全、不違法的方式「鑽漏洞」。
去（2020）年7月，「南鐵地下化東移案」最後五戶拒遷戶被迫強拆，楊鵑如說，黃春香家原訂要在強拆前一日舉辦晚會，但鐵道局卻忽然提前在當天下午2點在黃家周邊封路，防止聲援民眾集結阻擋強拆。
楊鵑如表示，當時警方規定「只出不進」，許多媒體都被阻擋在外，黃家屋內只有少數前一天晚上就到場的媒體。雖然台南市新聞處科員曾到現場關切，記者也希望能進入拍攝，甚至表明「拍10分鐘也可以」，但官員卻說要由執行職務的鐵道局才能決定。最後，鵑如是透過其他攝影大哥幫忙，鑽入工區縫隙，才進屋拍攝。
除了冷靜 還能如何應對「警察濫權」？
經歷過多次警方攔阻，楊鵑如認為「全程錄影」非常重要，不僅是蒐證，也是種「自保」。因為有時警方口吻平靜，但實際上卻帶有激烈的肢體動作，若只是錄音，就無法完整還原現場，可能使自己的權益受損。
楊鵑如也強調，警方在執行公務時是沒有肖像權的，也必須受到社會檢視。因此一般民眾面對不明攔查時，可以拿出手機紀錄，若覺得權益受損，便可當場表示異議，向警員要求「異議紀錄表」，可依此提出訴願或是進行行政訴訟。
設立「媒體採訪區」卻讓媒體形成寒蟬？
2015年，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保護記者人身安全」為由，在集會及抗爭場合劃設「媒體採訪區」，此舉讓楊鵑如在同年9月「南港瓶蓋工廠拆除案」的抗爭中，感受到什麼是「寒蟬效應」。
當時，文資團體不滿台北市長柯文哲違背選舉承諾，未將南港瓶蓋工廠全區保留，於是衝入拆除廠區阻擋施工。公庫記者收到文資團體的「秘密行動」通知後，便一同進入廠區報導。但楊鵑如說，許多主流媒體在警方拉封鎖條後才抵達，卻不敢跨越封鎖線，反而向警方詢問可以拍攝的範圍，或站在遠處進行報導。
台灣的「新聞自由」更進步？
台灣的新聞自由似乎十分蓬勃， 甚至被認為遭到濫用，但對於經常在抗爭現場採訪的記者也這樣認為嗎？
楊鵑如說，經過多年來的爭取，有些政府機關的採訪限制的確較小，非營利團體或紀錄片工作者只要換證也可以進立法院採訪。不過，在非政府機關採訪的狀況是不一定，壞的狀況， 像是幾乎完全阻擋拍攝的南鐵抗爭現場。
最後，主持人管中祥也回應，台灣的新聞自由看似逐漸提升，也名列亞洲前茅，但其實真正的控制，有時會出現在某些關鍵時刻與細節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