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ichael A. Turton
台灣許多企業與仲介反射性的下達行動禁令，此類侵害權益的措施不但有欠周詳，結果也將適得其反。
苗栗縣多家科技廠商爆發COVID-19疫情，除了凸顯出仲介、企業、地方與中央政府未能預先防範的全面失能，更引發另一場嚴重的流行病症——移工歧視。
率先帶頭歧視的是這些廠商，他們以書面通知警告移工，如果染疫則須自行負擔各種照護費用。更有甚者，筆者看過某通告要求確診移工賠償對公司造成的損失。針對這些措施，勞動部已嚴正地提出違法警告。
這樣的發展坐實了台北萬華最初爆發群聚事件後許多人的擔憂，也就是以各種理由對移工施以更加嚴格的限制。
對待移工的根本態度源自於資本社會奴役勞工的傾向，以及為了滿足這種傾向需求所應運而生的深層歧視。因此，許多企業與仲介對移工採取較三級警戒更為嚴苛的行動禁令。這些反射性的措施侵害了權益，而且未經審慎考量，結果將適得其反。
根據筆者的了解與蘋果日報的報導，某宿舍的移工被限定只能在早上十點至下午兩點間清洗衣物，因此洗衣房裡隨時會湧入三十到四十人，勢必導致健康風險。另一棟宿舍則禁止任何人外出，所有採購統一交由專責人員進行。除此之外，先前並未實施留宿禁令的宿舍也紛紛開始限制外人過夜。
面對上述情形，數週以來擔負媒體各種愚昧提問的衛福部部長陳時中隱晦的表示，相關的禁足令於法無據。但他的語氣並不堅定。
苛刻的管制措施
為了不讓他人「專美於前」，地方政府也紛紛對移工使出重手。上週苗栗縣指揮官徐耀昌表示，由於過去屢有民眾抱怨「外籍看護推輪椅帶長輩外出後，將長輩晾在一旁，逕自群聚聊天」，因此苗栗縣將限制所有移工外出，包括外籍看護在內。此令一出，員警旋即出動，在街頭搜尋那些如一般人一樣外出的移工，並且驕傲地展示「搜捕」成果的影像——首日便一舉取締了21名出外辦事、「罪不可赦」的移工。
至於禁足令對人權的影響？ 徐耀昌並不以為意。
徐耀昌指出移工佔苗栗已知案例的80%，並多次提到「命都沒了」，因此「哪來的人權」，暗示人權並不重要。
彰化縣與南投縣也考慮祭出類似的措施。ICRT中台灣記者石東文 (Courtney Donovan Smith)表示，彰化、南投兩縣長久以來一直有警察專門鎖定移工、控管措施不近人情的問題。
而第一家爆發疫情的京元電子移工則被安置在南部的大學宿舍或類似的住所，嚴格隔離二到三個禮拜的時間。某些移工的宿舍是一人一室，而且只能在領取食物時打開房門。據筆者所知，另外還有不得收取食品包裹這類無謂而侵權的規定。所幸菲律賓在台辦事處已嘗試另做安排，相當值得讚許！
針對苗栗縣的禁足令，民眾黨立委賴香伶與苗栗縣議員曾玟學很快的表示抗議，他們的舉動令人激賞。賴香伶表示，此類行政命令必須有法律或憲法依據，在兩者欠缺的情況下強行推動，可說是明目張膽的歧視。
台灣人權促進會也對苗栗縣禁止移工外出一事發表聲明，指出相關命令恐有違憲疑慮，不但屬於「公然的歧視」，還將衝擊仰賴外籍看護的長者。
另外某主要勞團則批評相關行動限制毫無意義，因為禁足令只適用於移工，但與移工在同一場域進行相同工作的台籍勞工卻未被禁止外出。背後的歧視可謂昭然若揭。
不少評論認為此次疫情的應對之道五花八門，凸顯出中央與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筆者認為，移工領域的議題應為中央政府得以施展之處，可透過強有力的行動來遏止歧視並約束地方政府，畢竟地方政府隸屬於行政下級單位，而非地方采邑。
然而，中央政府卻沒有展現果斷的行為。因此，各企業很可能悄悄的施行這些管控措施，甚至在疫情結束之後，假借疾病的潛在危機而加以延續。
台灣的主要政黨做了甚麼？ 他們沉默不語，只有部分政治人物個別發聲。
台灣的企業呢？仲介呢？他們為員工爭取疫苗了嗎？他們肩負起照護的責任了嗎？他們沉默不語，因為移工對他們而言只是可取代的一次性商品。
可以為勞工站出來的名人呢？他們沉默不語，畢竟移工並不屬於中上階級的安全訴求目標。如果他們都是同志、都想結婚，或許蔡依林會親自操刀，為他們寫歌譜曲。
至於地方媒體呢？
地方媒體也來湊一腳。六月五日在移工宿舍群體染疫之後的記者會，一名記者詢問衛福部長陳時中，疫情爆發是否跟移工「民族的特性」有關。這一個帶有歧視的問題立刻遭到陳時中反駁，他指出問題在於移工大多住在擁擠的八到十二人房。
所幸這樣的問題並不常見。事實上，在各種公眾聲音中只有媒體持續追蹤、報導禁足令。它們嘗試凸顯與批評那些掩飾地方政策的連篇廢話，而各種抵制聲浪也都加以報導。
我們需要在地的力量來打破這一片沉默，為這個議題發聲、行動。
切記，移工所遭遇的一切，也可能發生在你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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