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出處： Unsplash／攝影師： Markus Winkler
編譯／公庫記者洪育增
本篇報導作者是墨西哥自由接案科學新聞記者米里亞姆．維達爾．瓦萊羅（Myriam Vidal Valero），這份報導透過探究科學報導為主的網站「多元之聲」（Diverse Voice）[1]與媒體網站「開放筆記」（The Open Notebook）合作，並在去（2020）年11月底透過英文與西文刊登在「開放筆記」網站。
新冠肺炎病毒隨著時間流逝不斷演變，如今台灣疫情發展歷經穩定控制、疫苗之亂到三級警戒等，「媒體」成為疫情的傳聲筒，相對而言媒體從業人員也成為距離疫情最近的高風險傳染者。究竟在疫情席捲而來的當下，媒體人員該如何自保？如何在新聞倫理與自我生命之間做出取捨？如何爭取更有保障的勞動權利？讓我們透過這一系列的拉丁美洲經驗鑑往知來。
從一位拉丁美洲媒體人員的故事談起⋯⋯
去年三月中旬，墨西哥《宇宙報》（原名El Universal，又稱環球報）攝影記者阿德里安娜．赫南德茲（Adriana Hernández）被報社指派紀錄與報導新冠肺炎現場。當時編輯高層告訴他報社即將減薪30%，赫南德茲被迫選擇是否前往疫情現場工作的兩難之中。假設他留下來工作，不僅報社不會支援任何面罩、護目鏡、口罩等防疫物資，同時他還要接受減薪的窘困。然而若是拒絕前往疫情現場，赫南德茲可能面臨被裁員等局面。
疫情期間，全世界媒體從業人員幾乎都面臨減薪、裁員等困境。即便是還在工作崗位的人，也要花費更多精力尋找安身立命的方法，讓自己在工作期間不致染疫。對許多媒體從業人員而言，疫情期間若要工作，代表必須選擇「居家工作」（Work from Home，俗稱WFH），倘若必須外出採訪，就要帶著充足且安全的設備。但對有些媒體從業人員而言，現實上他們時常被迫隻身前往記者會、醫院、墓園等疫情發生的地方，他們甚至沒有任何安全裝備或醫療保險。
拉丁美洲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曾經有一段高峰期，當時也導致媒體從業人員面臨更艱辛的工作環境。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縮寫為IFJ）曾在8月份做出一項統計，顯示拉丁美洲與其他地區相比，整體死於新冠肺炎的媒體工作者最高，總計171名，其中像是祕魯、厄瓜多爾、墨西哥以及巴西的媒體人員染疫死亡率也較高，至於排行第二的地區則是印度。
國際記者聯盟曾在8月份做出一項統計，顯示拉丁美洲與其他地區相比，整體死於新冠肺炎的媒體工作者最高，總計171名，其中像是祕魯、厄瓜多爾、墨西哥以及巴西的媒體人員染疫死亡率也較高，
拉丁美洲地區的疫情與媒體人員染疫情況之所以每況愈下，主要原因是該地區長久以來缺乏「新聞自由」等相關爭議，包括：新聞審查制度、暴力、資訊不透明等。以墨西哥為例，就是最缺乏保障、最不適合媒體從業人員發展的國家之一。縱使拉丁美洲的媒體環境並非一成不變，也並非每個地區都充滿危險，但邊境地區的情況則是愈趨明顯惡化。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統計顯示，2020年整體新聞自由下降最明顯的地區就是拉丁美洲，至於哥斯大黎加以及烏拉圭由於明顯較以往放寬新聞自由，因此這兩國排除在外。
許多新聞從業人員發現，即便生活受到疫情迫害，工作時仍然有苦難言、無法抱怨喊屈，這也導致「新聞不自由」以及「勞權零保護」變成疫情期間最不利的兩大因素。一名來自墨西哥金塔納羅奧州記者聯盟（Quintana Roo Network of Journalists）的成員透露：「我們很多同事擔心自己要負責疫情相關新聞，可能會有染疫風險，但他們也不敢向編輯高層表達相關意見。」他不願具名，深怕受到報復與清算。
這名成員同時也是一位記者，面對職場的清算與威脅，他表示編輯高層時常意有所指地說：「在你身後有數以千計的人想要得到一份工作，你應該為現在還有工作的自己感到幸運。」然而實際上，媒體人員的工作環境毫無保障，編輯高層甚至會提出許多無理要求，像是：「快點冒著你的生命危險跑新聞，並且帶給我們一份2000字元的報導！」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統計顯示，2020年整體新聞自由下降最明顯的地區就是拉丁美洲，至於哥斯大黎加以及烏拉圭由於明顯較以往放寬新聞自由，因此這兩國排除在外。（截圖自無國界記者組織）
疫情期間 「媒體從業人員」更需要協商、保持健康
國際記者聯盟資深副理蘇利安娜．萊內斯（Zuliana Lainez）提到，拉丁美洲國家普遍把媒體工作當作「基礎建設服務」，然而實際上並沒有像對待其他基礎建設服務一樣，給予媒體從業人員相同的待遇與照顧。
即便在一些透過「正常聘僱程序」，也就是直接由媒體公司聘僱從業人員的國家，像是巴西、烏拉圭、智利、巴拉圭，他們也不會提供公司職員相對應的福利與照顧。萊內斯表示，疫情期間新聞從業人員所要承受的壓力非常大，尤其現實上媒體公司比起照顧自家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公司更擔心該如何繼續維持新聞產能。
萊內斯指出，「忽視疫情帶來的危害」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也沒有比不幸染疫、影響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因此媒體公司更不應該貿然將記者送到前線卻沒有替他們準備醫療相關保險，「然而在拉丁美洲國家，資方往往這麼做。」萊內斯感嘆。
回到墨西哥宇宙報攝影記者赫南德茲的案例，他是報社的全職員工，疫情期間即便減薪，出自熱情與使命感他決定繼續留下來工作。同時他更加明白，資方必須提供像是防疫物資等相關保障，才能讓他無顧慮地投入工作，可惜往往事與願違。赫南德茲說：「我要求資方協助的事項，資方往往回過頭來要求我自己想辦法。」
馬可．安東尼奧．莫蘭．瓦納科（Marco Antonio Morán Huanaco）是秘魯的獨立記者，20年來負責在「焦點電台」製播個人節目「自由之聲」。隨著疫情爆發、廣告量減少，他必須透過額外工作收入維持節目運作。在工作上為了避免染疫，他說：「我連口罩都要想辦法自己弄到。」（照片出處：Unsplash／攝影師：Mika Baumeister）
赫南德茲深知自己對公司的新聞產值有許多影響力，因此他主動要求公司應提供全套的防疫裝備。然而公司卻以財務危機為由，表示僅能提供1000比索（ pesos，墨西哥貨幣），相當於台幣1392元的金額讓他自行購買防疫所需物資。可悲的是，赫南德茲所爭取到的金額已經比同事們一開始領到的防疫津貼還要多，換言之，有些同事只能領低於1000比索的津貼自行想辦法購買物資。
事實上，與其他獨立、自由接案的記者相比，赫南德茲爭取到1000比索防疫裝備津貼已經算相當「高額」。萊內斯表示，在安地斯山脈沿線的國家像是秘魯、厄瓜多、玻利維亞、哥倫比亞，以及部份中美洲地區，這幾個地區的媒體從業人員往往受到更多影響卻沒有相對應的保障。萊內斯進一步指出，這些地區的媒體人員通常是「自由工作者」，他們沒有公司的支持與援助，仍必須深入各個疫情事故發生地點，像是醫院、賣場、公共空間等，身處危險之中卻必須自負生命安全相關疑慮。
類似的案例就發生在馬可．安東尼奧．莫蘭．瓦納科（Marco Antonio Morán Huanaco）身上，他是一名來自秘魯中部薩蒂波省（ Satipo）馬薩馬里區（MazamarI）的獨立記者，20年來他負責在「焦點電台」（Radio Integración）製播個人節目「自由之聲」( Libertad de Expresión）。廣告收入是節目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隨著疫情爆發、廣告量減少，他必須透過額外的房地產工作收入維持節目運作。在工作上為了避免染疫，他提到：「我連口罩都要想辦法自己弄到。」
世界各地的獨立記者或自由接案記者可以透過以下單位獲得防疫相關協助，包括：國際女力媒體基金會（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羅里佩克信託新冠肺炎救難基金會（Rory Peck COVID-19 Hardship Fund），上述單位從拉丁美洲非營利媒體組織SembraMedia募得相關資源，獲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的捐款，以及國際記者網絡平台（International Journalist’s Network）等組織的協助。
「資方雇傭自由工作的媒體從業人員，仍然有道德義務提供相關的基礎保護。」墨西哥前線自由工作者聯盟（Frontline Freelance Mexico）專員安達盧西亞‧諾爾（ Andalusia Knoll）提到，實際上自由接案的媒體從業人員並不理解這個道理，甚至不知道該如何主動要求資方。諾爾說：「當人們擔心工作朝不保夕，就更不可能思考自身的安全與基本權利。」
世界各地的獨立記者或自由接案記者，可以透過國際女力媒體基金會（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等單位尋求防疫協助。（截圖自IWMF網站）
疫情期間的勞權意識與工作方法
疫情爆發之前，墨西哥前線自由工作者聯盟也召開許多場研討會、工作坊等活動，自主培力自由接案的媒體從業人員如何針對簽約內容跟編輯高層談判，以及如何向資方尋求工作的基礎保護，像是因應局勢而提供的危險津貼等。諾爾認為，疫情期間，自由接案媒體從業人員照理來說工作風險相對提高，向資方要求更高的薪資實屬合理。
同時諾爾強調，自由接案者別因為爭取自身安全等相關權利，而深怕搞砸與高層編輯的互動關係，甚至讓人留下粗魯、要求太多等不好印象，諾爾指出：「自由接案者和資方之間就是商業行為，這些要求基本上資方都要理解並認同！」然而，實際上對媒體從業人員來說，無論是職員還是自由接案者，他們擔心若是向編輯高層提出更多有利於工作的防疫等相關需求，恐怕錯失工作機會。
不過，危機就是轉機。萊內斯指出，過往七個月疫情爆發帶給媒體從業人員最大的啟發就是——大家必須團結一致。「我們必須放棄個人主義、競爭關係式的歷史，以團體合作的方式爭取更多權利。」萊內斯提到，各地區媒體從業人員在疫情爆發後，在報導中與更多人分享防疫方法與裝備、資源，以及相關資訊。
世界各地的獨立記者或自由接案記者，也可以透過拉丁美洲非營利媒體組織SembraMedia取得相關防疫資源。（截圖自SembraMedia網站）
媒體從業人員相關組織包括媒體權維護組織「第19宣言」（Artículo19，同時也是英國人權組織拉丁美洲分部）[2]、墨西哥前線自由工作者聯盟，以及國際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簡稱CPJ）也逐步提供媒體從業人員相關的免費與安全守則，讓相關人員在疫情爆發之際仍能捍衛自身權利。
在其他國家像是英國等地，媒體從業人員通常會集體爭取相關權利，盡可能降低工作者曝露在病毒危險之中。疫情爆發初期，墨西哥「先驅報」（ El Heraldo de Mexico）讓職員回家工作，並且提供與疫情相關工作的職員較為嚴謹的保護措施。丹尼爾．奧赫達（Daniel Ojeda）是先驅報的攝影記者，他提到疫情期間要維持照片輸出的品質與資訊，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一起工作」。
舉例來說，奧赫達其中一項工作是負責記錄墨西哥空軍運送防疫藥品與物資的故事，由於空軍必須穿越不同國家，協助載送防疫藥品到不同的軍隊醫院，因此奧赫達跟著空軍飛機一起出差，拍下一張張照片，並把沿途的艱辛故事轉述給在家中工作的文字記者，再透過文字記者協助牽線，讓他可以在異地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訪談與記錄。
原文為Diverse Voices，主要紀錄公民科學新聞記者的經驗、專業與觀點，此一系列文章與「開放筆記」網站（The Open Notebook）以及全國科學作家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s’ Diversity Committee）共同合作，並由賽門斯基金會（Simons Foundation）的「科學創投中心」（Science Sandbox）支持運作，更多故事可以看這裡。
原文為Artículo19，命名源自於《世界人權宣言》（英文：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9條，主張人人享有發表意見、不受干涉、尋求資訊的自由，且可透過任何媒介以及跨越任何國界傳遞資訊與思想。該組織總部位位於英國倫敦，成立於1987年，2006年創立拉丁美洲分部。
【延伸閱讀】
疫情席捲而來媒體人員如何自保？ 以拉丁美洲經驗為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