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管中祥
今年是墨西哥獨立兩百年，也是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五百年。墨西哥政府除了舉辦各項慶祝活動，總統羅培茲（AMLO）出席金塔納羅奧州的紀念儀式時，更主動為過去的侵略造成數十萬馬雅人遭欺凌及死傷，向五百年來受壓迫的馬雅原住民道歉。
時機引發質疑
羅培茲的道歉透過媒體轉播傳遍各地，雖然贏得不少掌聲，卻也被認為只是口惠不實的政治公關，主要是因為道歉時間點緊鄰國會選舉，而羅培茲推動的渡假區政見，按規畫將經過數個馬雅文明遺址，恐破壞原住民傳統領域與生態，因此不少人認為此舉是在玩「兩手策略」。
自從二〇〇八年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公開向原住民誠摯道歉以來，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針對過去政權對少數族群所行不義之事，由現任元首向社會進行「政治道歉」。而這也如同學者吉伯尼（Gibeney）等人所指稱的，當代社會可說是進入了「道歉的年代」（a age of apogy），這意味著人類社會將可能進入一個境內和解、多元並存的年代。
牽動敏感神經
不過，「道歉」對有權力的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期待國家領導者為過去政治衝突造成的傷害進行公開道歉，有時比登天還難。政治上持有權力者往往代表著某個優勢群體的利益與價值，而需要道歉的事項更涉及高度敏感性與政治衝突，領導人若要代表全民向少數群體道歉，還需考慮其所屬團體內部成員的感受或反撲，甚至，受壓迫者也可能以此要求進一步究責，以及落實政策上的實質改變。因此，「政治道歉」不僅需要展現高明的語言藝術，權衡不同的利益得失，且若無同時提出更具體的改善之道，反而會讓人認為缺乏誠意，只是形式上的公關宣示，並無實質意義。
換句話說，政治領導者的道歉舉動，該如何展現自我反省的誠意、降低過去歷史造成的仇恨，同時又要避免引發政治風暴，往往是其主要考量，至於在政策上能否有實質調整，不一定會是領導者的目的。這也使得領導者道歉的內容大多偏向承認過去執政者的過犯、向受害者致歉並請求原諒，以及期待群體之間能夠和解共存，至於未來如何履行實務上的責任或工作，大多是願景式的宣示，或者短期內難以完成的規畫。
涉及轉型正義
例如，澳洲總理向當地原住民道歉，卻仍把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英國第一艦隊抵達澳洲東南沿海當日，視為澳洲的國慶日；但這一日對當地原住民來說卻是殖民的開始，因此，除了澳洲政府舉辦強調多元團結的國慶活動之外，當天亦有許多原民及人權團體上街抗議，反對將「殖民日」當成「國慶日」。而在臺灣，雖然蔡英文總統曾以總統身分向過去原住民受到的迫害表達歉意，但仍有原民團體對政府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認定方式，以及漠視傳統獵人文化的判決表達不滿，要求政府真正落實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無論如何，政治領導者願意為過去執政者的錯誤致歉，化解族群紛爭、降低衝突、回復正義與名譽，十分值得嘉許，但如果在政策上沒有進一步的實質作法，或者未能尊重不同群體的文化與主體性，那麼，「政治道歉」將只是政治人物用來「甩鍋」、撇清責任、建立形象的媒體大秀，不但無法化解爭議與衝突，反而可能引來更大的反彈。
此外，第四權賦予媒體承載公共性的重要任務，面對道歉政治學的操作時，媒體最忌諱淪為政府機器單方面的宣傳工具。有無保持中性與自主，謹慎斟酌影響輿論的可能，是否對被道歉一方的立場與觀點做出平衡報導，都是檢視媒體是否真的公正客觀的條件，也是閱聽人不容迴避媒體識讀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