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來源／公庫資料照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6月7日，一名壹電視棚內攝影師被清潔人員發現反鎖在廁所內，救護人員與警方協助破門，發現該名攝影師已經死亡。隔（8）日，PCR核酸檢測結果出爐，證實該名猝死攝影師確診新冠肺炎。6月9日台北市府前往壹電視大樓進行快篩，兩名員工篩檢陽性，分別是壹電視攝影記者，以及年代電視台SNG人員，隨後將兩人隔離。
疫情期間，許多媒體工作人員仍無法「在家工作」，包括得到現場採訪報導，或在棚內錄製節目。在台灣，不僅發生壹電視攝影師確診猝死，包括華視、東森、鏡電視也陸續出現相關案例。但台灣是否有相關的媒體防疫政策？新聞工作的風險與安危誰來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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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視事件後 媒體人員的健康與風險有人在乎？
年代電視台與壹電視同屬「年代集團」，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鄭一平表示，兩家電視台人數加起來總共有1000多名員工。不過，新聞製播與會議等往往需要分工合作，即使部門分布在不同樓層，為了互相支援與協力新聞工作必須穿梭於不同樓層、共享同一空間。
針對攝影師染疫猝死事件，鄭一平認為公司並沒有正式對內部員工發布相關公告，或者透明完整揭露資訊，僅透過主管傳遞相關訊息，勞方因而對資方難以信任。雖然北市府在壹電視設立快篩站，但當時未能參與快篩的員工，僅被公司告知可自行到鄰近地區快篩站進行相關檢疫。鄭一平質疑，員工該用上班時間還是下班時間做快篩？到快篩站的交通費用由誰負擔？相關資訊公司並沒有說明清楚。
北市府進行快篩後發現兩名員工確診，分別是壹電視攝影記者，及年代電視台SNG人員。其中一位在5月底即有輕微症狀，確診之前曾與哪些員工接觸？或者使用公司內部哪些空間？鄭一平認為公司應再更嚴謹審視，並具體做出相對應的防疫措施。
公庫資料照／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鄭一平（前排左三）
針對工會成員的質疑，壹電視總經理陳守國接受公庫電訪時表示，兩人皆已完成隔離並恢復健康。至於公司是否未針對每位員工進行快篩？陳守國提到配合中央等單位防疫措施，公司將空間劃分為紅區、黃區、綠區，並針對不同區域的人員進行防疫。舉例來說，確診猝死攝影師接觸與經過的空間被劃分為紅區，因此像是攝影棚的主播、工程人員等也優先進行篩檢。
即便身處「紅區」但快篩兩次皆呈現陰性的員工，公司也會要求在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等。陳守國強調，配合中央單位的防疫措施與區域劃設，公司「不可能每棟、每人都篩檢」，因此僅能鼓勵員工做篩檢，越接近個案的員工則優先進行隔離等措施。
鄭一平指出，雖然目前為止公司實施分流上班機制，以及兩家電視台司機駕駛員不再「混載」兩家電視台的記者到現場，但該如何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他認為公司並沒有擬訂對應的SOP。對此，陳守國表示這一年來公司每天要求員工測量體溫、記錄身體狀況等，並提供第一線採訪人員防疫裝備，公司內部電梯樓層等也進行完整清潔消毒，一切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歷經攝影師猝死確診事件，鄭一平強調「員工會恐慌是正常的」，也因此資方更必須資訊透明，才能讓員工心情穩定。他認為在疫情肆虐下，任何電視台皆有可能出現確診案例，不該只是設立快篩站，更應讓其他醫療專業單位進場協助，像是由地方政府、衛生局等單位正確地指導公司如何分流、規劃動線、緊急應變等，確實傳遞資訊並解決問題，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我們是新聞專業，不是檢疫專業！」鄭一平感嘆，攝影師猝死確診案爆發後，工會也不斷向公司提出建議，無奈公司並未完全接受工會意見甚至認為工會「造謠」，最後演變為「越提出建議、勞資雙方越對立」的局面。面對台灣媒體產業仍有「防疫漏洞」的狀況，放眼各國媒體從業人員又是什麼樣的處境？高風險的新聞工作者又該如何面對危機？
公庫資料照／2014年9月1日，壹電視工會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遞交陳情書、抗議勞權低落。
國際組織PEC統計逾一年 至少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
跨國非營利團體──新聞標誌運動組織（Press Emblem Campaign, PEC）[1]特別設置網站，針對疫情進行數據統計與文字記錄。網站上紀錄著疫情期間各國新聞工作者的死亡案例，包括死者的姓名、照片、經歷等，盼能讓更多人瞭解這些新聞工作者的付出與努力，並向死者家屬與同事致上最高的敬意。
根據「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統計，從去（2020）年3月到今年6月10日為止，至少有78個國家的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其中，更有20個國家的媒體從業人員死亡人數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像是印度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即高達259人，而巴西251人、祕魯164人、墨西哥115人、哥倫比亞則有70人。
至於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60人以下的國家則有：義大利、孟加拉、厄瓜多爾、美國、委內瑞拉、阿根廷、伊朗、英國、多明尼加、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羅斯、尼泊爾、玻利維亞、巴拿馬。透過上述統計資訊也可發現，前20名媒體人員死亡案例大多集中在中南美洲國家。（公庫報導）
根據「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統計，從去（2020）年3月到今年6月10日為止，至少有78個國家的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其中，更有20個國家的媒體從業人員死亡人數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像是印度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即高達259人，而巴西251人、祕魯164人、墨西哥115人、哥倫比亞則有70人。（截圖自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網站）
其中在2021年5月15日死亡的阿根廷記者索爾‧卡塞拉（Sol Casella），從學生時期即熱衷於新聞工作，死訊在母校引起轟動，年僅23歲的他被人們追憶為一位「年輕、忠誠又快樂的記者」。而在歐洲，更爆發記者注射疫苗死亡的案例。2021年5月28日，44歲的英國BBC廣播節目主持人麗莎‧蕭（Lisa Shaw）注射完AZ疫苗後，多次感受頭痛與身體不適，送醫後隨即被診斷出血栓症狀，然而緊急送到加護病房治療仍不幸逝世。
對於各國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新聞標誌運動組織則指出，媒體工作者在疫情期間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他們必須持續提供疫情期間的第一手資訊與消息，連帶地也面臨更多風險與危機。南亞地區的尼泊爾記者協會（The Federation of Nepali Journalists，簡稱FNJ）也針對記者採訪疫情時的風險提出主張，認為記者應具備更完善的防疫措施，才能抵抗日漸高漲的疫情狀況。
新聞標誌運動組織也強調，有些新聞人員因為缺乏防疫裝備而在工作期間喪命，前線記者更應儘早接種疫苗、盡量降低工作風險。針對上述訴求，台灣也有不少民間團體極力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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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媒體人員還有什麼保障？ 優先施打疫苗然後呢？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臺北市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以及台灣新聞攝影協會等團體， 五、六月份皆曾發表聲明，主張媒體工作者應優先施打疫苗。後續也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與文化部分別列冊，提供廣電媒體工作者，以及平面與網路媒體名單給指揮中心。6月22日行政院與指揮中心正式宣布，將第一線採訪工作人員列為疫苗「第七類優先接種順序」。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嚴文廷表示，今年3月開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成立媒體業工會委員會，並廣邀各大媒體工會參與討論公費接種疫苗等問題。嚴文廷強調，一直以來工會都是以「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為優先考量，並不僅限於文字或攝影記者，還包括SNG工程人員、作業人員、司機駕駛員等，都在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的範疇。
可惜的是，3月初各工會共同發文給指揮中心，5月11日收到回函表示媒體工作者「可自費接種疫苗」，顯然未採納工會建議。嚴文廷進一步指出，5月中旬萬華染疫事件爆發，同時全國取消自費疫苗並進入三級警戒等，媒體工作者也沒辦法再自費施打疫苗，指揮中心的回函形同「效力停止」。工會雖然後續向立委尋求協助，但僅得到指揮官回覆「會再研議」。直到6月初，工會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合作，再次發文才獲得正面回應，指揮中心也同意將第一線採訪人員列入公費施打排序。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等團體， 五、六月份皆曾發表聲明，主張媒體工作者應優先施打疫苗。（圖片來源／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針對疫苗風波，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表示，台灣疫情的險峻狀況已經導致各行各業不得不競相爭取施打疫苗，尤其媒體也是高風險行業之一，確實有媒體人員必須親自到醫院現場採訪，更需要疫苗等防疫保護。從國外疫苗施打順位來看，羅世宏認為包括依據風險、年齡、慢性病、貧窮人口等進行分類，其實才是最適切的施打順序。反觀台灣的疫苗施打順序不斷異動，細究整體社會的氛圍與狀況，他認為疫情期間資訊不明確、社會信任被破壞，恐怕比疫苗問題更為嚴重。
回到現況，媒體工作者的防疫措施究竟為何？以公共電視為例，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採訪人員雖有防疫裝備，但是像麥克風套、防護衣等使用完畢後，公視並沒有統一集中棄置或管理的區域，導致採訪人員必須自行處理使用過的防疫裝備。假使採訪人員赴醫院採訪，回程有可能不知道如何處理防疫裝備，最後往往只能回電視台自行棄置，實在讓人擔心裝備上的病毒不會被帶回公司，間接造成傳染。
嚴文廷認為許多媒體公司仍然只是「表面防疫」，而第一線電視台人員大多為20到30多歲年輕族群，若只是施行「量體溫」防疫措施，恐怕無法有效即早發現無症狀感染者。他以全傳媒工會為例，為了提供工會會員更完善的防疫措施，全傳媒工會與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合作，整理一份「防疫指引」，把媒體工作者視為消防員一樣是高風險職業，透過「指引」讓工會成員瞭解如何穿脫防護衣、清潔消毒等。
嚴文廷指出，民間勞團都能提供上述防疫指引內容，媒體公司更應該聘僱防疫醫師擔任顧問，協助指導、畫設動線，分流區域，才能達到真正有效分流與分隔，並避免媒體人員染疫、電視台無法運作。「但是台灣的電視台資方往往態度消極。」他感嘆地說。
公庫資料照／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
【延伸閱讀】中南美洲媒體人員疫情期間的困境有哪些……
疫情席捲而來媒體人員如何自保？ 以拉丁美洲經驗為例（上）
疫情席捲而來媒體人員如何自保？ 以拉丁美洲經驗為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