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一書於2020年10月出版，作者劉紹華接受燦爛時光節目訪問時提到，「十個關鍵詞」的概念是因為受邀到香港作家梁文道的Podcast節目討論疫病與社會的關係，進而增添內容出版成書。
劉紹華目前也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在本集節目中，除了分析疫情下公衛政策制定，也討論疾病「命名」與「污名」的關係。
「帝王條款」授權 悄無聲息的人權侵害
書中前兩章主題「污名」與「人權」，也是燦爛在節目中常討論的議題，包括像政府的電子監控、萬華健保卡註記事件、苗栗縣對移工的禁足等。劉紹華認為，疫情來襲，短期之內對個人權利的限縮確實難以避免，不過當限縮擴大運用至集體人口時，就必須有附帶條件、有前提，與時限。
去年，立院通過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簡稱「紓困條例」），其中第七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由於「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定義過於模糊，這項條文也被許多學者稱為「帝王條款」。劉紹華說：「此條款相當於是空白授權給指揮中心」，她並指出，指揮中心公布決策時，第一並未說明其必要性，第二也未言明在何時、何種狀況，會終止措施。因此若沒有特殊事件爆發，絕大多數民眾並不會了解個人隱私已被侵犯到什麼程度。而這種狀況，已在一般民眾就醫過程中發生。
過去，到醫院就診，醫院會請患者配合填寫「提供就醫紀錄與結果資訊同意書」，詢問是否同意讓醫生在健保署雲端藥歷系統查閱個人歷史就醫及用藥相關紀錄。不過，劉紹華指出，從去年開始，民眾到各醫療院所就醫，只要將健保卡插入機台，所有個人歷史就診紀錄與資訊都能直接地被查閱。並說：「這件事多數人都沒有發現，因為大部分醫生都不會跟病人說明。」
「專家委員會」 有會議卻無紀錄？
而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中經常會提到「經由專家決議」，但劉紹華說，指揮中心迄今未公布「專家委員會」是由哪些專家組成。甚至，不管是媒體或是有學者想申請調閱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都未果。
對此，主持人管中祥則回問：這些資訊對民眾而言真的重要嗎？面對性命交關的時刻，所謂民主、資訊透明真的重要嗎？對許多人來說，就算不了解，不也能好好生活？
「看不到的事，大家就覺得很像不重要；但常常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們還沒辦法看到的事。」劉紹華如此說。她強調，專家決策對於民眾的影響很大，像是近期備受討論的「疫苗接種順序」，政府至今仍未清楚說明各接種順序間的關係，但反觀英、美、瑞典或德國等國，他們不僅會說明決策原則，專家的決策過程也都公開透明。
疫苗政策 先採納建議再補追認
劉紹華也指出，台灣的疫苗接種順序並不是由專家委員會所決定，而是「預防接種委員會」(國際上簡稱ACIP)所決定。
指揮中心在上個月9日，公布新版的第一到第七類優先接種對象，但卻有媒體揭露ACIP從3月後就無新增任何會議紀錄。
指揮中心莊人祥曾對此說明，ACIP一年只開三次大會，底下五個工作小組會議較多，其一包括新冠疫苗工作小組。他也坦承，為因應如此緊急疫情，急須制訂疫苗接種政策，疫情指揮中心先行採納工作小組建議，事後工作小組再將決議提報至ACIP大會補追認，大會的會議紀錄都會公開。
不過，劉紹華質疑，「到了6月才去追認3月以來的會議，不是很奇怪嗎？這是否也表示決議還未經過確認的程序，政府便開始執行？」並說：「即使在一般公司行號工作，都能知道這樣的程序是有問題的，但多數民眾都不知情，因為這些資訊並未公開。」
以「地名」命名的思維 嚴重落伍了？
對於「COVID-19」的中文命名，社會一直爭論不休。有人說，病毐來自中國，當然稱作「武漢肺炎」，這是慣例，也讓人好記憶；但也有人認為，以地名命名並不科學，還會讓當地人飽受歧視。究竟該如何看待「命名」與「污名」間的關係？
歷史上也有許多以「地名」命名的疾病，如日本腦炎、香港腳等。然而，劉紹華強調，「這些疾病的稱呼，都是出現在世人有人權概念之前；人們是在二戰後，才開始意識到人權的重要性」。香港腳，發現於20世紀初，它的正式名稱為「足癬」，英文則是「Athlete’s Foot（運動員腳）」；日本腦炎發現於19世紀末，也被稱作「流行性乙性腦炎」。
劉紹華表示，疾病本身就有不同稱呼方式，現今，在一些醫療進步、有去污名化概念的國家，也重新修正這些名稱了。如今，若還用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的思維，去思考二十一世紀的疾病，可能是嚴重落伍了。
疫病無國界 「爆發點」不等於「緣起點」
「疫病無國界，它被發現的地方，不等同是緣起的地方」，劉紹華強調。
像是愛滋病，最初是在美國一位男同志身上發現，而後被發現是源於非洲猿猴；亦或是現今世界上許多流感，可能是早年流感變異後繼續存活的結果。劉紹華表示，研究疾病緣起的主要意義，是在於要研究出什麼樣的居住環境，可能成為爆發點。以「緣起點」為由，堅持使用帶有污名憂慮的名稱，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並直言：「這也是為何其他國家的官方稱呼，或是具公信力的媒體報導中，不會使用『武漢肺炎』。」
污名性命名 可能造成了排斥效應
那「武漢肺炎」又是如何成為台灣的官方正式用語呢？使用此稱呼又可能帶來什麼影響？
劉紹華指出，2019年底疫情初期，當時疾管署在新聞稿中都是以「武漢的不明肺炎」來做稱呼。意即，只是將「武漢」作為描述肺炎的形容詞，並非名稱。在2020年1月，中國正式向世界公告此為新型的冠狀病毒後，大多新聞稿也是採用描述性用語，像是「這是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然而，直到2月11日，在行政院指示下，「武漢肺炎」才成為官方的正式統一名稱。
劉紹華認為，「武漢肺炎」的命名確實也帶來某程度的負面影響。
例如，去年底英國出現變種病毒，有許多人自行從英國返台；然而，對比滯留於湖北的台灣人，卻是不同的待遇。儘管有健保卡註記，也不能自行返台，只能透過包機，此一限制直到去年5月8日才解除。劉紹華表示，禁令在當時幾乎未引起任何批評，因為大家認為武漢很危險，限制很理所當然。
因此她強調，「一個污名性的名稱，會再連結其他不同種污名，可能是政治性，或地域性。同時，所造成的恐懼與排斥效應也會更為複雜，此代價便是，當其中有人權利受到影響，其他公眾可能會豪不會在意。」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22集：《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下–「逆時中」被出征？疫病政策如何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