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印度加爾各答霍拉火車站（Howrah）景況，民眾必須站在圓圈內排隊，維持「安全社交距離」／照片提供張馨文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2019年開始全球受到疫情影響[1]，台灣實施「邊境管制」有效防堵[2] ，直到今年4月才「破功」，萬華等地出現本土案例形成社區感染。今年6月，印度Delta變種病毒更入侵屏東縣枋山鄉爆發群聚案例。
為有效防疫，台灣施行口罩實名制、疫苗施打等防疫措施。經歷疫情升溫的三級警戒，日前（7/27）因疫情趨緩再度降為二級警戒。台灣暫時渡過疫情危機，但是其他國家呢？公庫長期關注東南亞與南亞相關議題以及疫情發展，特別邀請兩位在印度生活10餘年的台灣人——張馨文與黃詠光，分享他們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
兩人目前分別在德里安貝卡大學心理學，以及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他們從面積3.6萬平方公里、2300萬人口的台灣，移居到亞洲第二大面積國家——印度，這裡總領土面積約316萬平方公里、13.6億人口，形同用87個台灣拼湊而成，人口數也是台灣60倍的國度。
印度本質上與台灣有著不同的地理區位、政治因素、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等，然而疫情的肆虐不分國境也不分你我，究竟印度民間的防疫措施又有哪些是台灣可以借鏡的呢？「不只是同島一命，其實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將疫情控制下來，你永遠不會是安全的，疫情底下應該是『世界一命』。」黃詠光認為，如今台灣應跳脫己身既有的防疫思維，綜觀世界整體情況，互相學習與理解，才更能掌握這波疫情的「無差別攻擊」。
「不只是同島一命，其實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將疫情控制下來，你永遠不會是安全的，疫情底下應該是『世界一命』。」黃詠光認為，如今台灣應跳脫己身既有的防疫思維，綜觀世界整體情況，互相學習與理解，才更能掌握這波疫情的「無差別攻擊」。（截圖自視訊訪談畫面）
確診個案數量亞洲之冠的印度 疫情期間有哪些變化？
印度的疫情始於2020年1月30日，當時有3名從中國武漢返回印度的醫學院學生，分別在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城市德里久爾（Thrissur）、阿勒皮（Alleppey）和卡薩拉戈德（Kasaragod）發病，成為印度第一批新冠肺炎案例。後來印度的疫情曲線筆直上升，是亞洲確診個案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確診個案數量排名第二的國家。
喀拉拉邦自同年3月份，率先實施邊境封鎖等措施，倚靠著喀拉拉邦獨有的地方政治與文化脈絡，有效控制疫情擴張，並成為印度有效防堵疫情的典範之一。同時，印度政府也實施「全國封鎖禁令」，總理納倫德拉．達莫達爾達斯．莫迪 （Narendra Damodardas Modi）3月24日晚間臨時宣布，自3月25日起「國內封鎖」21天，每日晚間9點到上午5點為宵禁時間，禁止民眾非必要外出，僅有民生必需商店可繼續營業，大眾運輸也必須暫停營運。而該項封鎖令也不斷延長，直到6月底才正式解除。
「全國封鎖令」讓一般民眾猝不及防，由於大眾交通工具停擺，導致城市的勞工只能徒步走回鄉村老家，更不乏連外道路擠滿人潮的新聞畫面公諸於世。隨著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持續投入，疫情逐漸獲得控制，同年9月中旬開始直到今年1月份，印度疫情感染率逐漸下降，從每天約9萬例下降至1萬5千例以下。然而去年10月，印度Delta變種病毒像是未爆彈般逐日發酵。再加上各城邦防疫逐漸鬆懈，甚至舉辦大型政治集會與宗教活動等，導致今年3月份印度爆發第二波疫情。
今年4月份，印度單日新增確診案例高達8萬人，4月下旬甚至突破40萬人，單日死亡人數也攀升至2800人左右。首都德里市區4月19日開始實施封城政策，歷經五度延長終於逐漸控制疫情，並從5月底重新逐步開放各產業運作。截至6月上旬疫情趨緩，8月份中旬單日新增確診案例已降為約2萬5千人，單日新增死亡人數約430例左右。
印度的疫情始於2020年1月30日，當時有3名從中國武漢返回印度的醫學院學生，在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發病，成為印度第一批新冠肺炎案例，箭頭處與紅色框線範圍為喀拉拉邦位置。（截圖出處：Google Map／後製：洪育增 ）
為什麼需要借鏡印度？ 台灣的視角該如何遼闊？
至今年8月中旬為止，印度確診病例數總計達3230萬，累計死亡人數約43.2萬。「這裡實在有太多悲劇了。」張馨文舉例，像是曾發生鄰居好心幫忙煮飯照顧他人，卻不小心把病毒帶入對方家中。甚至有50人大家族在短短一週內受疫情波及，迅速致死10餘人等狀況。當她問起印度友人疫情期間的經歷，對方僅能以沉默帶過。「我朋友很『無言』，他只能說經歷很多人死亡，那麼大的創傷讓人無法再說更多，那個沉默是真實的。」張馨文說。
張馨文與黃詠光描述著在印度發生的一切，那些在台灣人眼裡彷彿「世界奇觀」的事件，確是如此真實地在他們的印度生活中展開。「這裡太多奇觀了，所有事情都可以當成『奇觀』。」張馨文認為，任何事情只要發生在地廣人多的印度都是「奇觀」，就連疫情的肆虐與影響也相當顯著。以印度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為例，居高不下的確診率與死亡率就像是一部史無前例的災難片。
比起印度的一切被視為「奇觀」，來自台灣的他們更想知道，究竟台灣能否稍微脫離自己的視野與邊界，更慎重地看待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甚至把其他地方發生的疫情也當成是自己國家的一部份。黃詠光提到，印度幅員廣大，導致每個地方政府面臨的問題與疫情困境也不盡相同，該如何控制疫情、落實防疫政策、讓醫療體系完整運作等，印度的防疫作法各有不同，也更為多元。
除了印度人民普遍對中央政府不信任之外，地方政府若有心防疫，即會主動落實相關政策，像是首都新德里市政府主動進行血清調查，透過調查也發現將近60%的新德里民眾已對新冠肺炎產生抗體，形同超過一半以上的首都民眾都曾經染疫。
「到底印度可以提供台灣什麼經驗？」張馨文在受訪之際捫心自問，他強調，所謂學習經驗就是看到彼此的「慘」才能更進步，包括從最慘的地方學習，並且把自己最慘的部分也提供他國借鏡。他以人口數與台灣總體人數相近的德里市為例，每日確診人數約2萬5千人，歷經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德里市也曾發生醫療系統崩潰等困境。德里市首當其衝的不只有當地確診病患，還包括從周遭地區湧入尋求醫療資源的確診者。張馨文認為，德里市面對龐大的醫療求助並予以因應，相關經驗或許也是台灣社會可以反思與參考的。
張馨文認為，任何事情只要發生在地廣人多的印度都是「奇觀」，就連疫情的肆虐與影響也相當顯著。以印度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為例，居高不下的確診率與死亡率就像是一部史無前例的災難片。（截圖自視訊訪談畫面）
新冠肺炎阻斷人與人的連結？ 印度民間社會力「反向操作」
若要阻隔新冠肺炎的傳染鏈，首先就是得減少人際連結、交流，然而面對未知的疾病，這也可能導致「人人自危」，使得人與人之間開始相互猜忌，甚至可能對疫調產生不利的後果。然而，減少「人與人的連結」來阻斷傳播鏈的做法在印度並不管用，各民間團體反而拉起人與人的連結，更進一步踴躍地伸出援手，幫助更多人渡過難關。
黃詠光以去年3月全國封鎖令事件為例，突如其來的封鎖令導致印度各產業緊急停擺，導致當時城市裡有許多日薪型勞工頓時喪失工作。再加上交通運輸工具也停擺，這群勞工生活陷入「進退兩難」。他們無法在城市謀生也無法離開，更無法回到鄉下過生活，當時即有許多學生團體主動提供協助，「有的團體就是每天做200份便當，送餐到工人聚集的地方。」有的民間團體甚至透過網路系統讓確診者登記，用餐時間一到自然會有人上門送餐。
今年印度受到第二波病毒襲擊，許多醫院、檢疫所量能崩潰並且急需大量氧氣筒。尤其首都德里地區並未設置工廠，許多氧氣筒必須依靠外圍城邦的工廠製造與提供，過程中有不少宗教團體主動協助，更有學生籌措校內實驗室的供氧設備提供給醫療機構使用。「當時狀況非常混亂，這些民間團體大多透過社群軟體Twitter去找可能的資源。即便正式的醫療資源癱瘓，民間仍然很有活力。」黃詠光說。
「印度社會是非常綿密的系統，它靠的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組織運作，因為基本上政府能做的太少了，NGO真的很多，也是靠他們在支撐基本社會功能。」張馨文提到，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經以「鞋子」形容國族主義，也就是當人們的腳習慣穿著鞋子時，鞋內只要有任何一丁點石子，都會讓人不舒服、無法忍受。反觀若是不穿鞋子、習慣赤腳走路的人，反而更能適應任何崎嶇的地面。因此，印度社會的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數量眾多，種類包括全國連鎖型非營利組織、在地型社區組織，以及宗教團體等。面對疫情衝擊，一股從民間「長出來」的力量成為防疫的重要主力。
「印度這個國家，就是一雙未必做得很好的鞋子，所以大多數民眾一直『赤腳』走在路上，各式各樣的危機跟災難大家會用自己的方法解決，不需要去責怪國家，我們必須自立自強並且互助。」張馨文認為，面對印度中央政府失靈的狀況，民眾與民間團體早已自己長出力量，懂得如何互相扶持，他笑著說：「這裡就是大家都很『雞婆』的社會。」
從送餐到臨時治療 台印「民間力量」成為防疫共通點
疫情期間，有的社區組織甚至整理社區內的空房作為臨時治療中心，並提供病床與氧氣筒等服務，讓不需要插管的確診患者也能得到暫時的醫療照護。同樣透過民間「社會力」防疫的不只有印度，還包括台灣。
回顧台灣今年4月的萬華疫情，張馨文認為爆發疫情對任何人而言皆是不幸，然而幸運的是萬華具備社區動員能量與在地民間力量，反而讓當時的疫情迅速獲得控制。黃詠光認為：「如果疫情不是發生在像萬華這麼有社會組織的地方，而是在台北其他地方爆發，未必能這麼快控制下來。」
印度的「社會力」其實是從平時累積而來，張馨文以2016年印度廢鈔事件[3]為例，當時許多銀行與ATM排滿人潮等待領錢與換鈔。印度人即便彼此不認識，也會特別記得排在誰的前面、誰的後面，然後就把自己的提款卡放地上以示「正在排隊」，接著就到附近喝茶店休息。
排隊的人不用擔心東西不見，也不用擔心自己「排隊排到不見」，自然會有排隊在你前、後的人主動到附近店家找出彼此，提醒對方「就快輪到你」。由於「人與人的連結」較為密集，因此發生疫情時，印度要從確診者找到接觸者的足跡等也相對容易。
「如果每個人都怕病毒怕到不敢出門，誰幫確診者送餐？」張馨文提到，去年全國封鎖令期間仍有許多人協助確診者送餐，他曾問深入貧民窟服務的朋友：「難道不怕病毒嗎？」對方表示只怕自己把病毒傳染給家人，其餘的擔心都還好。張馨文認為這也印證了印度社會的緊密連結：「印度社會有非常多很熱心的人，他們不是以自己的利益與健康作為首要考量。」
防疫期間，廟前地面劃設排隊圓圈，規範民眾的安全社交距離／照片提供張馨文
跌破眼鏡的防疫典範──貧民窟與喀拉拉邦 因地制宜、配套措施很重要
疫情期間引人注目的還有印度貧民窟防疫問題，電影《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取景地即是印度孟買（Mumbai）最大貧民窟「達拉維貧民窟」（Dharavi）。此處占地面積約2平方公里。黃詠光指出，該貧民窟平均大約9平方公尺就住了10-12人，其中「公用廁所」是貧民窟最混雜使用的空間，總計約有85萬人共用400-500間廁所。然而看似有可能疫情失守的地方，卻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可的防疫典範。
去年4月初，達拉維貧民窟爆發第一起新冠肺炎案例，黃詠光表示當地NGO、社區團體以及政府基層衛生人員協力合作，將附近的社區學校、體育館等空間改造成臨時大型隔離中心，並挨家挨戶進行篩檢，把發燒患者、無症狀患者都送到臨時隔離中心分開管理。透過送餐服務、有效隔離，以及最重要的──定時打掃公共廁所等方式，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黃詠光認為，疫情期間「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相當重要，以貧民窟為例，只要特別著重打掃公共廁所即能有效降低染疫人數，再加上社會力介入，更能讓人潮壅擠的貧民窟有效防疫。
究竟為什麼印度的民間力量與醫療體系能如此有效地合作？張馨文認為有部分原因是印度具有長期控制傳染病的經驗，包括瘧疾、肺結核、登革熱等，政府基層具有一定人數的公衛人員，長久以來執行傳染病的控制與改善業務。
2020年6月印度孟買貧民窟。（照片出處：Unsplash／攝影師：Alfarnas Solkar）
相較民間組織力量，張馨文認為，反觀由中央主導的紓困機制反而相對使不上力。他痛批印度總理莫迪帶領的執政黨非常糟糕，包括2016年的廢鈔制度、後續的稅制改革以及去年因應疫情的全國封鎖令政策等。即便疫情期間印度政府曾提出經濟復甦方案，放寬中小型或微型企業的貸款額度，然而實際上近年經濟蕭條、景氣低落，這些企業早已負債累累不願參與貸款，即便進行貸款，未來也可能無力償還。
關於台灣沸沸揚揚爭執不休的「疫苗」問題，在印度則按照年齡逐次施打，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先針對貧窮地區或者農村地區優先施打等。黃詠光認為，有些地方針對如何推動施打疫苗等政策，不外乎優先考慮政治因素，包括地方選舉與民意壓力等，然而也有些政策的推動必須仰賴地方政府正確地掌握當地民情。
以印度第一起新冠肺炎爆發的城邦──喀拉拉邦為例，疫情爆發沒多久，當地政府隨即實施邊境控管，也在短時間內迅速降低確診案例。同時，「閱讀」作為喀拉拉邦特殊的地方文化，隔離期間政府為了照顧當地居民的心理健康，不僅努力維持網速通暢，更提供書籍給隔離者閱讀，甚至在封城期間把書店列為「民生必需品店家」，讓民眾在防疫之餘仍能繼續享有閱讀的快樂。
張馨文強調，喀拉拉邦呈現的是獨有的在地文化與組織，包括喀拉拉邦民眾識字率達9成，以及喜好閱讀、熱衷教育服務等，都是當地「長出來」的力量。防疫之所以成功並非任何一個政黨一朝一夕的操作，也無法全然歸功於地方執政的共產政黨勢力。
今年印度施打疫苗景況。（照片來源：Unsplash／攝影師：Swarnavo Chakrabarti）
疫情下的省思 防疫不能靠「幸運」、更重要的是社會力
印度農村提供都市勞動人口，黃詠光認為受到疫情影響，農村同時也成為這群勞動人口最後的避難所，讓這些在城市中受疫情影響、收入損失的人們能回到鄉村，繼續靠著農田與牲畜過活，反而更能度過難關。
回顧疫情爆發至今的生活，黃詠光坦言往往是「生活相對有餘裕的人不會隨意出門」，也因此在家的生活反而隔絕著外界爆發的疫情。疫情期間，印度人周而復始地與「死亡」共存，從遠親到近鄰一一隨著新冠肺炎逝去，帶來的衝擊更加難以言喻。黃詠光說：「當你知道這整個城市與國家同時發生這麼多人逝去的事情，我覺得大家其實在悲傷中都不知道怎麼理解這件事。」
黃詠光認為，新冠肺炎反而把每個國家最不堪的現實狀況挖出來，例如印度中央政府歷年的無能顯露無遺，甚至今年二月初，總理莫迪對外表示「印度政府戰勝新冠疫情」等，也被部分民眾質疑「收割」民間團體的努力。
防疫無法靠「運氣」，去年10月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不只對印度帶來衝擊，也悄悄地散播至世界各地，甚至在今年6月底入侵台灣。即便目前台灣疫情暫獲控制，疫苗施打率也逐日提升，但這波疫情究竟何時能落幕，至今仍無人知曉。
把印度、台灣都視為「家」的黃詠光與張馨文認為，病毒的擴散不會因為人種、區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也不會因為個別國家的防疫措施做得較好，病毒就會自此銷聲匿跡，人們的生活與日常就能完全恢復疫情前的光景。相反地，借鏡其他國家面臨的疫情危機與防疫狀況，反而更能有效防止病毒的蔓延，使這場深深影響世界的疫情早日劃下句點。
去年底印度杜嘉菩薩節（Durga Puja），也稱為Durgotsava或Sharodotsava慶典景況。 （照片來源：Unsplash／攝影師：Swarnavo Chakrabarti）
2019年12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爆發新型肝炎，當時有許多市場內的工作人員以及前往市場的民眾遭受感染。2020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此新型肝炎病毒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該病毒所產生的疾病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以及COVID-19。
1月下旬，台灣出現首例確診案例，同年2月中旬出現首起新冠肺炎死亡案例。新冠病毒不斷產生變異，分別是2020年5月在南非東開普省納爾遜·曼德拉灣都市區（Nelson Mandela Bay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發現的Beta變種病毒、同年9月份英國肯特郡（Kent）出現的Alpha變種病毒、同年10月份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以及同年11月在巴西瑪瑙斯（Manaus）發現的Gamma變種病毒。
其中，英國Alpha變種病毒與印度Delta變種病毒分別在台灣造成劇烈影響。去年底根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簡稱ECDC）資料指出，Delta變種病毒比起Alpha病毒傳播力增加40%到60%，家戶傳播率更達12%。
[2]台灣實施「邊境管制措施」
針對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要求暫緩入境，並規範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必須到集中檢疫所採檢等。
[3]2016印度廢鈔事件
2016年11月，印度中央政府以打擊國內恐怖主義、洗錢活動、減緩貪污走私等社會問題為由，總理莫迪宣布廢止使用甘地系列中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紙幣，並宣布發行新聖雄甘地系列500盧比和2000盧比紙幣。
該項政策導致民眾一夜之間沒有合法的新鈔可使用，無法購物消費等。同時，民眾在銀行與ATM等待換鈔大排長龍，甚至有一半的自動提款機陷入癱瘓。該項政策也導致印度GDP大幅下滑，且未達到防止洗錢、黑金等目的。
【延伸閱讀】因地制宜的防疫範例還有哪些？
2021.07.16 《燦爛時光會客室》線上座談：長輩回家防疫遇3困境 在地照顧者呼籲大家多點「雞婆」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