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陳稚云
努力精進自我、盼著有朝一日能升格為菁英，是許多人成長過程的「正常」期待，但菁英體制卻造成社會差距日益擴大，甚至演變至無論窮富皆成為體制下受害者的情景，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狀況及窘境？
菁英體制是場「騙局」？
本書作者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自幼生長在菁英教育的體系下，畢業於德州奧斯丁的公立高中，日後到耶魯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及耶魯法學院等院校進修，現任教於耶魯大學法學院。
一路走來獲得豐厚學識地位的他，在書中直截了當點出菁英的優勢為「騙局一場」，認為如今美國的教育體系，儼然成了場大眾拼命爭取加入菁英階層的軍備競賽。這群菁英透過長期的教育培訓提升技能，畢業後順理成章加入最頂尖的工作行列，許多高技能需求的工作也會自動落於他們手裡，最終使所有人踏入這項無止境循環的菁英體系陷阱中。
中山大學社科院副院長萬毓澤接受《燦爛時光會客室》訪問時指出，本書作者主要是藉由美國的「教育」和「工作」兩大機制帶出該國長存的體系問題，深度探討這套體制無止盡扭曲當代社會的現況。
菁英體系排擠中下階層，Ｍ型社會日益擴增
有關當代菁英與過去菁英的主要差異，萬毓澤引述書中的內容表示，菁英累積財富的方式不再像過去需要依賴土地、工廠等物質基礎，而是透過嚴格的訓練、打造出強力密集的人力資本，後再進而積累財富。
這群人自幼富裕、從出生起就因為家族大量金錢投資學會各式各樣的技能，日後再靠著所學，進入最頂尖的名校，成為最頂尖的人；相較於富人的小孩，中產階級和窮人家庭背景的孩童則顯得極端弱勢，因他們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遭到菁英體制嚴重排擠，這種世襲、裙帶關係和欺騙的體系，導致Ｍ型社會的窮富極端差距日益擴大。
「中產階級跟貧窮階級的差距正在縮小，但菁英階級跟中產階級的差距卻越來越大。」萬毓澤指出這正好原封不動地反映在美國標準化的測驗上，根據書中統計，美國年所得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其子女在美國標準化測驗中獲取的分數，比年所得在兩萬元以下的家庭整整高出了388分；但所得分配位於中間家庭的學生，標準化測驗分數只比窮困家庭學生高出135分，卻比富人家庭低了整整250分。
由上可知，中產階級子女進入頂尖大學的機率，其實與貧窮家庭相聚不遠，日後出了社會，兩者在職場上的定位也同樣會落入不斷被菁英階層擊敗的輪迴。
書中也統計了美國富人家庭，平均提拔一個孩子從入學到進入職場，差不多要花上一千萬美元 (約3億台幣)；許多富人家庭培育小孩的模式，都是對其進行完整的「規劃栽培」，經此種方式培育出的小孩，不只課業成績優異，他們展現的開放、自信、自律、毅力的人格特質，應對進退等高情緒技能（emotional skill），更是遠高於其他同齡的學生，「一般富人家的子女到18歲時，享受到的交談、閱讀、參加文藝活動、參觀博物館、接受運動指導…等活動的時間，大約會比窮人家的小孩多出五千個小時以上，這些都會完整反應在他們不同於一般學童的談吐、氣質、外貌上。」萬毓澤說，這些菁英從頂尖大學畢業後，又可進入職場獲取超高報酬的工作，而進入職場的菁英們，彼此之間也會凝聚，成為相互團結、相互合作的新階級，這些菁英彼此支援，使自身在美國享有不成比例的優勢之餘，也凸顯了他們與中下層人民截然不同的高度階級差異。
菁英工時被迫提高，基層勞工相繼失業
美國自歷經二戰後，經濟的積累大多仰賴於中產階級工作者，然而近3、40年以來，中產階級工作者地位的重要性不僅逐日降低，還被迫失去將近千萬份工作機會。主要原因有二：一在於部分工作受到機器取代，二來則是他們的工作多半已被轉移到具有超高技能的菁英身上。時至今日，美國許多大型企業已不再有聘用中階主管的需求，原先的工作則直接由高階主管經手管理，於是從行政、金融業、法律事務，原先屬於中產階級的職業類別大量縮減，許多中產階級工作者落入被「強迫性閒置」的窘境。
根據依韋布倫「有閒階級論」的說法，社會菁英會以是否擁有足夠閒暇時光來展示自己的崇高地位，如今則全然相反，轉變為社會菁英的工時越來越高，一般勞工的工作機會卻變得越來越少；長期下來，中產階級的自殺、吸毒、酗酒的頻率也日益增高，問題隨著社會的極化越發嚴峻；作者進一步指出，菁英體制引發的民怨，是右翼民粹興起的重要關鍵，「川普現象」的產生可說是讓大眾長久以來的不滿找到了一份宣洩的出口，更是美國社會分裂、兩極化的社會展現，「他們菁英，我們人民」的口號亦成了對抗菁英體制的起手式。
過去「技術樂觀主義」的論點過於天真，認為科技興起後，大部分人都將成為受益者，因為人民只需花非常少的時間維生，基本的產品和服務即可透過自動化的模式解決。然而，本書作者則指出了技術樂觀主義論點的局限性，說明技術運用的成敗仍與與整個社會的體制有關，作者也補充，美國技術發展至今，演變成只有少數菁英能擁有頂端的技術、壟斷好的工作機會，一般民眾卻反而失去了維生的管道，在在顯示這套體制已日漸朝著扭曲的方向前進。
更弔詭之處在於，不只中下階級，就連菁英本身也成了體制下的受害者。這些出生於上層階級的小孩，從小就要接受不同培訓，進入社會後，由於體制造成的貧富不均持續擴大，其面臨的工作壓力也日益增高，於是他們日日睡眠不足，活在高度沒有安全感的狀態中，一輩子都要與他人競爭，彷彿一刻都不能怠惰。當這群菁英們把大部分的工作全攬到自己身上時，自己的生活品質就會大幅降低，但身為「菁英」的他們，似乎只有全然投入工作這個選項，導致生活根本沒有餘裕再去陪伴自己的家人朋友。
後根據美國調查報告顯示，平均每週工時超過60小時以上的上層階級，大部分都期望能把工時降低至少25個小時。由此可得知，「菁英體制的陷阱」使菁英自己也陷入了永無休止的鬥爭之中，在他們的世界裡，所有人都是競爭對手，在社會中不是勝利就是被淘汰，是非常殘酷的弱肉強食社會現狀，「於是中間底層沒了工作、上層累得跟狗一樣，這個體制讓所有人都變得不快樂。」萬毓澤補充。
「努力」成為單一準則，社會問題遭到掩飾
萬毓澤也表示，「努力向上」的精神本身沒有問題，真正問題關鍵在於奉行菁英體制的社會，如今的社會體制仍舊鞏固菁英階級，且社會本就不是單憑努力就能出人頭地的地方，一但「努力向上」成了社會遵循的唯一標準，那麼，這同時也成了掩蓋社會問題以及成為社會菁英自我辯護的藉口，亦即，社會贏家將成功的功勞歸功於努力、輸家則歸咎於自身的不夠努力，讓龐大的階級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找到正當的理由。
萬毓澤指出，「努力向上」也會排除那些跟「不努力」連結的價值、興趣、志向或是工作：「許多職業像是老師、公務員、軍人、牧師，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但它們可能會因為薪酬不像頂端工作那麼高而遭到排除，好像只要身為菁英，就不該從事這些『不屬於菁英』做的工作。」
反思台灣教育體系，如何減緩城鄉差距？
諸多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都指出，當大學拔擢人才的管道越單一，就越有利於富人學生的晉升。根據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的著名論文《誰是台大學生？》，點出在聯考世代中，台北市18歲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是花蓮學生的13.64倍、其中大安區更是花蓮的27.56倍；多元入學政策實施後，18歲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則降低為花蓮學生的7.37倍、大安區對比花蓮的數據則降低為12.83倍，顯示出多元入學政策實施後，確實或多或少減緩了城鄉差距帶來的不平等問題，降低了部分階級體制不公的狀況。
時至今日，位階、貧富差距問題仍佔了台灣教育體系中極高的比例。2019年由沈暉智、林明仁發表的《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研究論文，顯示台大學生的家庭年所得中位數高達150萬（全體公立大學為110萬、私立大學為100萬）；再者，台灣家庭所得最高（前5%）的小孩未來就讀台大的機率，比台灣家庭所得最低（後5%）的小孩整整高出六倍之多，在在顯示，無論身處聯考世代還是多元入學世代，富人家小孩在台灣的教育體系上相較於窮人家小孩，仍然具有非常明顯的優勢；萬毓澤認為，或許未來教育體系評鑑學生的方式不能僅限於課業，而是更應發掘學生的內在才能和興趣、資質在哪些面向。
雖然本書針對菁英體制問題該如何解決的面向琢磨較少，但萬毓澤表示這並不減其貢獻，書中並未提出太多的解方，而是運用詳盡的數據，讓大眾更加理解菁英體制的運作模式，未來如何用有效的方式面對存在已難以撼動的社會體制、推動整體社會價值的重新反思，仍是必須極力思索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