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楊鵑如
2000-2012年間中國社會有許多民間知識份子：維權律師、紀錄片導演、史學研究者、記者等，在那段時間找到某些可能性為中國人民發聲，對抗中國政府。如今被迫慢慢衰退、消失。《燦爛時光會客室》來談《在人民之間》這本書，看中國在領導人習近平執政之前的多元民間社會運動。邀請資深傳媒工作者李志德共同對談。
《在人民之間》作者是法國學者魏簡（Sebastian Veg），魏簡研究領域是華人底層世界的公民運動，包含底層人的活動以及關注底層人民的知識份子們，他先前的研究範圍也包含太陽花學運及香港民主運動等。
李志德表示大約在江澤民執政末期到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初期（2002年），中國的社會及政治相較現在較為鬆動且自由、多元，加上網路興起，國家暫時尚未管制，中國興起一波廣泛社運，給中國社會帶來百花齊放、啟蒙運動的時期，這本書帶來了當時中國業餘歷史、獨立導演、維權律師及多元論證的精采時代。
中國社運時代的思想核心
李志德提到，本書開頭先是提出一位作家王小波對於中國這段社運時代的思想核心。王小波有意識地提出知識分子應該要關注「社會邊緣人」。王小波認為，早期經歷文化革命後的知識份子，很多人會談自己在文革期間的際遇，例如談自己下鄉農村「插隊落戶」，憶苦思甜的談過往牛棚往事，多是書寫自己在底層的歷練跟實踐，是當時流行的書寫及看待中國歷史的方式。
王小波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出現更強大的階級分裂，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較有話語權，但是歷經中國都市化、房子被強拆的人、上訪官員喊冤的人、還留在農村的農民，或是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是無法發聲的，他認為知識份子必須要關注到這些人。本書也是以此思想為核心所開展的論述。
從王小波文集《文明與反諷》中一段書寫可看出核心思想：「……任何社會裡都有弱勢群體，比方說，小孩子、低智人——順便說一句，孩子本非弱勢，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勢得很。以筆者為例，是一絕頂聰明的雄壯大漢，我媽稱呼我時卻總要冠個傻字——社會對弱勢人群當有同情之心。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此而設。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福利事業，不應以關懷弱勢群體為主旨，這樣關懷下去沒個底。我以為科學和藝術的正途不僅不是去關懷弱勢群體，而且應當去冒犯強勢群體。……」
中國民間史學家又是如何從民間角度重構中國歷史呢？本書裡談到國際冷戰史專家學者沈志華，他的研究特色是透過蒐集大量俄羅斯政治檔案來回頭重建中國歷史。沈志華早年曾在解放軍當兵，退出後自覺應先經商賺錢，才能讓自己有資源做歷史學術研究。
在中國的政治研究領域，尤其是研究高層政治歷史，除非是官方認可的史學家，否則幾乎無法接近檔案。沈志華來到華東師範大學任教時，與多位學者用特別途徑蒐集相關檔案。在中國內部無法靠近的檔案，可以改到其他共產政權垮台後相對開放的俄羅斯、波蘭 或匈牙利檔案館，搜尋當年中國共產黨通報其他國家的政治檔案，包含中國就當時的重要政治事件對國外的說明等。
書中也介紹業餘史家楊繼繩，曾任新華社記者，在退休後開始搜集關於大飢荒和文革的非官方檔案，利用各省地方政府建立好關係來取得相關檔案。不管是從高層或下層的方法，民間史學家或歷史學者能夠帶著民間問題意識，找到原始檔案重建中國反右運動以來的一段政治歷史。
中國草根知識份子 如何實際行動
除了書寫研究、建構論述外，本書更提到中國有幾種不同類型的草根知識份子，例如維權律師如何為弱勢發聲的實際行動找到出口。
近來中國的法律政治工作者跟1989年六四那一代很不同，以前知識分子好談大論述、大歷史政治觀，例如從威權到民主。維權律師的路線強調回到個案，要改變政府不見得從根去推翻，而是從中國政府也承認的法律制度上進行攻防。例如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律皆保障言論自由等自由權利，因此維權律師的行動方案是從法律條件上要求政府落實。
李志德說，書中敘述維權律師重要的行動策略，是替被強拆迫遷的農民等社會弱勢打官司，期望在訴訟過程中也許可以找到法律的漏洞或找到「良善的獨裁者」，有空間跟機會去敲動體制，若成功個案的多了，便有希望從「量變」變「質變」，來慢慢改變中國。
2003年的「孫志剛案」繼而促成因違憲而廢除的「收容遣送制度」，是讓法律政治學者及公民權利工作者感到振奮的個案。一名原籍湖北的年輕人孫志剛在廣州工作，因沒有廣州戶口及暫住證被警方收押，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當時先後有8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就此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包含3位法學博士滕彪、許志永及俞江公開發表聲明，《收容遣送辦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規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相牴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應予以改變或撤銷。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直接回應民間學者，但後續確實由全國人大發動違憲審查、廢除違憲法令。這可能是中國第一起從民間法學者自發發動、要求政府廢除違憲法規成功的案例，讓當時的草根知識份子相信這個路線走下去是有希望可以改變中國體制。
另一維權律師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非常落地，他關注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權益。許多農民工父母來到城市工作，但是子女在城市沒有戶口，無法就讀城市的公立學校，考高中大學也必須回鄉考試，許志永倡議減少並消除中國大陸在教育資源分配上的巨大不公。然而因響應者漸多，許志永成為極權政府打擊的對象，最後他因「新公民運動」入獄。爾後更發生「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至今中國的社運趨於緊縮。
尊敬中國媒體同仁 極權環境下的監督
「他們在一個極權環境中，帶著手銬腳鐐還要跳舞，還能夠跳得漂亮。」關於中國媒體當時的角色，李志德說明因中國經濟發展的關係，大眾對媒體的需求變強，人民也期望媒體能夠監督政府。
他舉例除了像黨中央宣傳性媒體《南方日報》之外，都市報類型的《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很受人民歡迎，因監督地方政策、官員弊案等，使得都市報媒體有很好的經濟效益，可啟動好的社會循環，培養更多好記者、做更多報導。當時都市報一半以上報導都可以發布，足以發動強大的媒體力量。
中國傳媒圈曾進行「異地監督」，北京媒體可能無法直接監督北京黨委員會或市委員會，廣東媒體就可以異地監督北京黨委市委，也可促使北京政府或官員得知並處理地方發生貪官汙吏或民怨，藉以處理社會問題。
最著名就是《南方周末》，當時很多媒體工作者的對權力監督的調查報導非常精彩，如今皆禁止。習近平執政收緊政策後，現在幾乎看不到都市報媒體監督政府政策，已趨向黨中央宣傳性媒體。網路媒體及微博的暢所欲言也被緊縮，近年已偏向娛樂產業發展，而非回到公共討論。
民主社會的選擇 全面認識中國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傳媒、維權律師、民間書寫都面臨嚴重緊縮。李志德說，究竟胡、溫政權怎麼看待並對應中國這批活動家，到了習近平執政後又是如何被縮緊，民間幾乎無從得知。只能看到些微跡象，例如前總理溫家寶卸任前曾接受CNN媒體訪問，重新引用鄧小平的話，提到政治體制改革是在經濟改革後必須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做的話，連經濟改革的成果都會得而復失。猜測當時高層出現政治衝突或鬥爭，最終結果就是習近平上台後緊縮民間社會運動，使得本書中提到政治公民及法律上的維權運動、紀錄片拍攝播放、民間書寫、網路等空間及媒體監督實政的力量一個一個被消滅。
中國社運百花齊放的時代可能對台灣年輕人是陌生的一段。最近這幾年台灣跟中國關係緊張，中共對台態度嚴厲，持續在國際社會進行打壓，台灣自然容易出現反制、對抗等論述行動。然而中國不是鐵板一塊，要如何在緊張狀況下讓我們去認識中國？
李志德認為，習近平上位已10年，也許現在青年看到的都是習近平塑造的中國印象。本書期望可以讓大家看到10年以前的中國有一段重要精彩的時期。甚至「當時中國傳媒工作者的報導是台灣從來沒有跟上過的！」
看完本書後可以慢慢了解當時中國社會的草根知識份子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做出這些事情，可了解到看似目前一塊鐵板的極權中國底下，民間其實還蘊藏極大的、自我改變的動能跟潛力。「歷史很難講，也許在將來有機會鬆動時刻，民間能量會再爆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