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David Shankbone – Own work, CC BY-SA 3.0
文／程宗明（公共電視研究員）
美國媒體社會學家 Gitlin (吉特林)，來訪過台灣學界，在這世代交替的時間下，我有心生一個台灣的感念，說一段個人感謝又有時代意義的體驗。
1987年在台灣解嚴之前夕數個月，社會運動承忍至極已有一股煙硝的氣味，學生運動透過鹿港反杜邦運動的下鄉，已經育有一股動能，向社會各領域界接促興一起革新己身權益。就在這樣騷動的關鍵時刻，社會科學各研究領域都興起了非正式的讀書運動，我在輔仁大也不例外，除了準備研究所考試帶來文獻討論視野的擴大，報章雜誌的議論都牽動著我們的雷達風向。
5月底我意外落榜後，開始籌備面對大頭兵的二年生涯，好像有一種心情由生，就是將要去荒島下放前，最希望帶哪四本書共渡的考量，這樣的隱約意圖，我決定從寫學士學位論文的引述中，找出幾本外文典籍，影印下來裝訂成冊，帶在身旁。我依稀記得，Todd Gitlin 是我在新聞研習小組學長的介紹認識的學者，但是更關鍵的是3月份創刊的《新新聞》雜誌，有專欄作家南方朔更清楚介紹他的著作，就是這本「全世界都在觀看見證下：新左派 (反越戰運動) 如何被電視建構與拆毀」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而剛好研究所圖書館意外有這本典藏 (應該是神父薦購的)，於是我們借出，拿到台大公館的影印店，用最好的線裝方式訂成一本像書籍一樣的品質 (那個時代，沒有期望可以向海外訂購這種冷門又艱深的讀物)。
也在這一段台灣新聞學相關科系重新建構認知的時刻，Todd Gitlin已經完成的其他著作也吸引著我們。新聞界深受國民黨控制，學術上深受美國實證 (empiricism) 與行為科學典範壟斷，卻一點不能解釋有限度新聞自由的控制正當性，於是求解惑的新世代無疑地尋找體制以外的文獻。還好，警備總部不太懂英文與所謂自由世界的內在的多元生態 (Marx Weber被禁是最好的例子)，這些異議型出版品靜悄悄進入學府而老大哥毫無所知。
回到這本書，其實改編自他的博士論文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系)，是個人經驗也是學術研討。Gitlin曾任反越戰的大咖運動團體SDS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主席，曾在著名的芝加哥民主黨會員大會外反戰示威被捕。論文的探討，其實在質疑自由媒體報導社會運動上的二次事實建構，甚至是一種非事實的捕風捉影，所以這個課題其實為一種警示的揭露，值得所有年輕學子，淑世改革走向街頭時，常常警惕自己與媒體的互動與檢視其中的得失，媒體甚至如何造成原社運團體的質變。
但是更大的一枚知識炸彈，則埋藏在加州Sage出版社的年度回顧文集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Vol.2” (1981)，這期收錄了Gitlin另一個五十多頁的力作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原文刊載於著名期刊Theory and Society, 1978，當年我們新聞科系根本不知道這種出版脈絡與吾輩有關)。這是我首次見識到，將國民黨中山獎學金資助的留美學者的師字輩之背景揭露，他們的大師如何從戰爭工業與冷戰資助中打造成勝利組，以及這樣學術的政治效應，如何與台灣的威權政體鞏固有關，從其文脈絡中就可知，警總不察，讓其輸入。而且，領先於後來 W.Schramm 的學生回顧或其他政經學者的系統性揭露研究 (如杭斯基)，這是我見到最早的文獻，同時流傳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研究所中。
Gitlin在這個重要分析中，相當珍貴地揭開Paul Lazersfield的奧匈移民背景，與法蘭克福學派流亡的關係，同時與奧地利馬克斯學派的複雜淵源 (警總沒有讀懂的部分)。終究，如後來評論者肯定，自此Gitlin 認真看待「電視」這個媒體，對於當代政治經濟利益分配與庶民文化形塑的重大影響力。1987年美國學者Horace Newcomb (原雪城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這是國民黨很多留美高官駐足之處) 四版新刷《批判觀點的電視研究》一書，不會被禁。其中就收錄 Gitlin另外一篇新作：「黃金時段的意識形態操作：電視娛樂的霸權運作」，如此吉特林成了台灣新生代研究生都會接觸的電視批判研究之作者。
就在西方社會大幅進入後現代主義的論述年代，台灣也因解嚴綻放出壓抑已久的社會爆發力與慾望消費力，無疑地讓追美逐日的輿論界，也悻悻然認定台灣的後現代現象。同一時間 (1990)，Todd Gitlin發表了一篇社會性的詮釋文章：”Lif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這次反而透過美新處 (USIA) 全球的實力，免費寄送”Dialouge”雜誌來台 (轉載)。他區分Postmodern的世界的寫實調查，以及Postmodernism的意識形態政治意圖，已經顯露出後期他對於文化左派的深刻批判與期許。
隨著台灣民主之成熟，言論出版之百花齊鳴，Gitlin的言論影響也歸於常態。我曾有一段時間投入科技與政策研究領域，而疏於關注。為感念寫這篇文章時回顧分析，才知，後來接受世新大學邀訪的另一個美國電視批判學者 Douglas Kellner，對於 Gitlin千禧年以後的立場很有意見，他認為吉特林走向保守立場，從革命激進進入改革宗的自由主義，反而對於新左派的虛無、結構主義畫、語言與論述無窮分析大加批判。同時他反列舉最當溯源的批判動力，來自David Riseman (寂寞的群眾作者，桂冠出版)、C. Wright Mills (權力的菁英，也是同一翻譯出版) 等人。Kellner的不解，但是我很能了解 (立場相同)，Gitlin 在經歷了這一波世界文化研究主義的變動後，選擇回到社會學本業，同時貼近實用主義 (pragmatism)、實存主義 (realism) 這種美國的在地批判動力去藏身與延展。
我在同一時期於公共電視研究部服務時，薦購了一本他最後分析媒體的書：”Media Unlimited-How the Torrent of images and sounds overwhelms our lives”(媒體的張狂無限：被影像與聲音巨流壟罩的我們，2001年)。這本書用了行銷手法包裝，引述復紅的麥克魯漢 (McLuhanism) 式的「媒體是一切」的秘笈言說，意圖以淺顯易懂姿態，讓一般大眾可以讀懂媒體的問題與負面影響力。
Todd Gitlin似乎在本書也開場承認，媒體問題無新意，只有更壞，除了揭露外，籲請大眾回歸初心，進行動員改革。我後來讀書評發現，這又被新生代主流學院派人士 (Michelle Hilmes, 紐約大學博士) 批為保守派。Hilmes 甚至拿Sesame Street (芝麻街) 這種被他批判過只好過CBS News的節目類型，來耶揄，難道 Gitlin要鼓吹做公共電視 (public television)，因為他強調要回歸理性探討、集中注意力而非多軌分心、公眾關心而非私人小事、公民參與而非孤獨耍廢；這則負評，強化我薦購此書的正確性，如果 Gitlin真正用腹語說出其實美國要找回一種State規劃下的public media，這仍是正確的選項。Public Television並非真理要人人服膺，但是如果媒體問題屢試無解，PSM（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仍是可以期許的選項，普世精神與經驗保薦值得引用有效。
最後，我要對 Gitlin的為人做一肯定，他的確是一個忠實的社會學家，但是認真看待電視的影響力；他從不以為大眾傳播研究是社會學的下屬，也不張狂認為媒體研究串聯世界各影響力成為王道。在這個領域的人，都知道我在說什麼的可貴性。他一生努力，務實地在媒體教育、媒體實務界中找尋解決方案，對症下藥，期許有基礎的變化，而非無垠地疏離解構。
Todd Gitlin 的謝世，感念其人論說貢獻，出現在台灣解嚴前後那段關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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