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生活起居受到各地監所管理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圖／Photo by Tim Hüfner on Unsplash
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社會新聞中，那些犯下殺人案的「逆子、冷血男、蛇蠍女」在死刑判決定讞後，彷彿就與世界無關，總之解決了社會上「有問題的人」就好。但真的如此嗎？
隨著人權意識的發展與倡議，如今定讞的死刑犯並不會馬上槍決。國家必須朝向廢死的目標前進，即使目前仍有死刑，也必須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檢視重大刑事案件。縱使尚未廢除死刑，台灣政府對於何時、如何決定要執行哪一位死刑犯，從未有公開明確的規定。死刑犯進入監所後，人生依然持續著，家人朋友的生活也隨之牽動起伏。在狹窄的牢房空間裡經過二、三十年無人理解、幾乎無人聞問的生命，卻被眾人期待應走向終結。本文訪談幾位長期探視、與死刑犯通信的志工，談一談他們自身與死刑犯接觸的經驗與想法。
長期監禁生活
1.368坪的舍房，小小的窗戶未必都能照到日光，死刑犯往往有著一口爛牙，骨質也不好，因為長年缺乏日照、缺乏維生素D。每日只有不到一小時的放封時間或團體活動看教育影片，稍稍能舒展身軀。睡覺時躺著的床板（台北看守所），白天掀起就是坐在地板吃飯、活動的空間。部分監所開放書法或繪畫課，但在疫情發生後，多數被取消，要想維持持這些「興趣」，僅能委著身子在舍房地板趴著練習。上廁所、洗手的水房沒有門，僅有半身矮牆稍做間隔，任何氣味飄散都難以避免。這是同學們的日常，沒有隱私，遑論網路，僅是「維生」。同學們（監所中收容人互稱）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監所管理方式很大程度地影響，各地有所不同。
渴望負起責任的人
「一開始是去探視死刑冤案當事人謝志宏，後來我想說我都去了，就順道看其他人。」長年探視同學們的志工阿楠（化名）說著。一次探視限時15分鐘，與「凶神惡煞」的同學們如何相處？最開始只夠寒暄，不過阿楠沒有止步於此。從初見面有時乾瞪眼，聊到天氣、社會新聞，甚至是自己的煩惱，逐漸建立起彼此的熟悉感。高牆外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受刑人的生活必需品都須自行負擔、採買。在沒有下工場、沒有作業金收入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高度仰賴家人朋友的資助。入所十餘二十年只能一直伸手等待親友資助，對人性尊嚴是很大的打擊，有些同學因此刻意變得難相處，甚至求死，只因為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即使有希望出獄也不可能重返職場，不想拖累家人；也有同學完全相反，總是密切關注法律救援，為彌補家人，將自己的勞退收入通通轉給孩子；甚至有同學想把頭髮留長捐贈給癌症病友，作為回饋社會的方式。
求生、求死天差地別，在阿楠看來卻是同學們不願拖累他人、渴望對自己生命負起責任的表現。後來阿楠和同學們就像尋常朋友，最常聊起美食，「通常問到吃的，他們都可以分享很多，無論是喜歡吃什麼，或是為什麼喜歡吃。」聽著他們「回味」過去，下次便帶著那些食物再去探視。有些同學還會大方分享釣蝦的技巧，從器具到釣蝦達人，無一不全。令阿楠印象深刻的是有次他生日，同學做了手撕紙拼貼而成的一張杯墊送給他。
隨時可能面臨死亡
擁有一個隨時可能離開人世的朋友是什麼樣的心情？「只要台灣死刑沒有廢除，就會一再遇到這樣的狀況，真的發生了也沒有辦法，不然怎麼辦呢？」阿楠說。他記得曾經剛和一位同學漸漸熱絡起來，對方就在獄中因病去世。現在阿楠仍持續去探望同學，疫情期間無法探視甚至感到很不習慣，他於是更頻繁寫信了，因為他相信，傾聽和陪伴是最強大的力量，沒有什麼比陪伴能帶來更多的信任感跟支持。
阿楠生日時，同學做了手撕紙拼貼而成的一張杯墊送給他。圖／阿楠提供
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人
「因為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人，刺激了我很多對人生的思考。我覺得他們給我的遠遠多過於我能為他們付出的。一看見他們的眼神就發現，其實人會一直改變，不可能一直是犯案當時的狀態。」小楊近期才開始探視同學，為避免自己「哪壺不開提哪壺」，他習慣在探視同學前先瞭解案件，卻也發現同學新聞之外的面貌，這個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的尋常面貌，就像在路上會見到的伯伯那樣。
對於什麼樣的犯罪應該求處什麼樣的罪刑，每個人心中的尺都不一樣。小楊認為，司法應該要提供一把公平的尺，去衡量如何的罪刑才是足夠，不應該只是由社會面臨重大刑案當下的情緒來決定一個人的生命。「我們也是人，我們也是會想、會改變的。」另一位資深志工分享他聽到同學說過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話，外界將同學們想成異於常人的存在，實際的接觸反而讓人跌破眼鏡。
我為什麼沒有成為「他」？
阿羅和同學接觸的感想是，光是聊天就能感覺自己和對方身處不同宇宙，他常想著，要不是成為志工，大概一輩子不太會和這樣老愛裝懂、愛打斷別人說話又大哥性格的人有所交集。另一個經驗是，阿羅和探視的同學和他同歲，就讀的小學就在隔壁校，共用著同一個操場。甚至可能在未知的時刻擦身而過或踩著同樣的跑道長大。阿羅總會想著，對方如今為何走到這一步？曾經這麼靠近，為什麼自己沒有成為一名罪犯？這些經驗沒有妨礙他和同學的互動，他也和小楊一樣，總覺得同學能帶給他的思考遠比他能協助得更多。也許更確切地說，陪伴著同學們的志工，也會因這份陪伴而有情緒起伏。即使不會直接定義同學是朋友，卻是多了彼此互相關心的夥伴。
沒有希望的日子
定讞的死刑犯當中各有不同樣貌，媒體描繪的犯案當下是一種樣貌，但他們同時是誰的父親、誰的兒子、誰的媳婦、誰的叔叔伯伯、誰的朋友……。可以確定的是，探視死刑犯同學的志工見到他們新聞畫面之外的樣貌。這些同學們的「改變」並非如大家所想，會是一條線走向終點那樣線性發展，更多的情況總是隨著時間、案件進程、遭遇到的事件起起伏伏，死刑就像個不定時炸彈，讓死刑犯必須日日背負著面臨死亡的不確定。在這樣的恐懼和長期監禁之下，同學們長出了各自的模樣，也許是終於學會識字、寫字、畫畫或吹奏樂器，這些他們犯案前沒機會從事的活動；也許性格仍像進入監所那年，外表卻已經蒼老，或收起性子只是勉力活著，而沒有希望的日子仍舊持續著。
十幾二十年來，定讞的死刑犯即使已經不是犯案當下面目兇惡、血氣方剛的那個人，即使已經成為懂得思考、懂得體貼的一個人，即使再懊悔、再自省，即使現在的他已經不再是當時的他，只要死刑還存在，就無法扭轉他們等待被執行死刑的命運。我們真的不需要死刑這種抹滅可能性、下了決定就無法挽救的刑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