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江婉琦、陳翰堂、張正、陳秀蓮／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編寫／江婉琦（文字工作者）
本文為去（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當代英雄，當代奴隸」放映專題座談（「偏見與歧視真的能被扭轉嗎？移工權益倡議經驗分享」）紀要。今（2022）年影展，將於4月22至30日，在台中、高雄、台南、嘉義、桃園、新北巡迴放映；完整片單、場次及影片詳細介紹，可至影展官網查詢。
自1990年，台灣政府首度開放國內雇主，合法引進移工在台工作以來，過去四十多年，台灣是由大批來自東南亞的勞動者，物美價廉地承擔工地、工廠、漁船、農田的各種重勞動，以及家庭、社福機構中可觀的照護工作。2022年2月，全台總計超過66萬名移工，其中約44萬名產業移工，22萬名社福移工。然而，儘管這些人數龐大的外來勞動者，事實上支撐著台灣社會的運作，台灣人卻除了經常投以歧視，還不時給予侵犯、踐踏人權的駭人待遇。
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的「偏見與歧視真的能被扭轉嗎？移工權益倡議經驗分享」座談，請來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陳翰堂（1095，文史工作室研究員）、陳秀蓮（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這三位，在移工、移民文化工作與社會運動中的重要工作者，一起聊聊他們在議題中的觀察和想法。
張正（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歧視和偏見是如何造成的？
座談開場，張正首先介紹目前，台灣的外籍移工主要來自四個國家：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其中印尼移工人數最多，約有26萬人，其次為越南、菲律賓、泰國。台灣還有開放馬來西亞、蒙古移工，只是沒有人要來。移工除了以國籍來區分，我們也可以用職業類別來看待，主要分成廠工、看護與漁工。但在台灣，只有廠工擁有勞基法保障。在影展的《助守在異鄉》影片中，可以看到她們要24小時照顧病人，一般看護薪水大概一萬七千元台幣；最慘的是漁工，勞動條件是最差的，工作狀況和境遇最不能被控制。
當移工來到台灣，普遍台灣人對移工的污名是如何造成的？張正說不外乎兩個原因：移工薪水低、這些職業不被重視。他說台灣人在看待移工的時候，有一個尷尬的問題是「對台灣人來說，照顧老人、病人、甚至我們的家人，這是不是一個低賤的工作？」
秀蓮說，台灣人對外勞的歧視隱藏在一些細微的地方。仲介發給工廠的傳單、政府的文宣廣告中，經常可以看見一種敘述「印尼的比較乖、菲律賓的聰明但愛玩」，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張正說，這是一種人的經驗法則，我們習慣分類，他沒有反對這些現象。秀蓮說，這些分類的標籤跟「管理」有關，當我今天是一個仲介，我希望雇主選誰，我就可以在標籤的文字上引導他。
除了仲介的文宣，台灣對移工的政策也潛藏許多歧視。例如白領外勞和藍領外勞的待遇基本上就不同，在台灣的白領外勞可以自主選擇工作，但是藍領外勞卻不能自由轉換雇主。張正、翰堂、秀蓮說，連最基本的，外籍看護工根本沒有勞基法保障。不過，自從2020年Covid-19疫情開始在台灣發酵，秀蓮卻發現以往外勞的不被重視，因為Covid-19被重視了，因為他們的健康影響到了台灣人，雇主怕自己家的看護染疫。
台灣外籍看護工沒有勞基法保障，翰堂工作的「1095，文史工作室」2018年曾經做過一個到宅指導計畫。在計畫中，他們會實際到雇主家中，把雇主、移工隔開，聽他們各自講講自己的想法。翰堂在過程中發現，雇主、移工各自都覺得自己在家庭中很受傷，彼此難溝通。他看到看護想放假，但雇主卻說我們的移工不用放假。翰堂說他看了這麼久，最想批評仲介。他說每次若家庭照顧遇到問題，仲介只會說換一個，雇主會感覺我的媽媽是不是變成實驗品了，而移工也永遠沒有專業知識進步的機會。
陳秀蓮（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那這些狀況有機會被扭轉嗎？
在雇主、仲介、移工的關係當中有偏見、歧視和不平等。那這些狀況有機會被扭轉嗎？張正、翰堂、秀蓮長期投入的文化文學領域、研究與教學、第一線調解與運動中實作，這些不同光譜的工作有哪些效益？它們的限制又是什麼？
張正說他從2006年開始辦四方報、2014年開始做移民工文學獎、到現在開書店。他說其實大家就是找自己的專長來做，像他過去是做媒體的，所以就辦東南亞語文雜誌運用所長。他說辦雜誌的目的是想讓台灣人知道這些人是會閱讀的，他們不是機器人，是有感情的。當你看到一個工人展現他閱讀的樣子，看到他為書本眼睛發亮，那就讓他從工作的樣子回復成「人」的狀態。
張正希望藉由雜誌，讓移工閱讀的樣子被台灣人看到，想起他們也是人。那有效嗎？過去四方報曾經印刷量每個月都增加、上了便利商店，至少張正發現東南亞雜誌、閱讀是有需求的。對台灣人有用嗎？張正說我們指望它有用，也許要很久，不然你要怎麼做？最近幾年，張正經常擔任訂定政策的委員，他說至少當委員，官員可以來聽我們大放厥詞，但聽久了會不會有用，他不敢肯定。
秀蓮長期在第一線處理移工與雇主的勞資爭議，她說她2007年開始到TIWA工作，可是自從2003年，台灣的家事服務法已經停滯了17年。秀蓮說台灣移工政策的修改中，雇主想要的法才會被最快修改，例如年限。自從她到TIWA工作，外籍勞工在台的年限每兩、三年就會被修改。可是保障移工的法，永遠都不會有人理你。
秀蓮說2021是個奇異的一年，因為Covid-19，大家開始比較關心外籍勞工。TIWA近期在試著重啟家事服務法的修正，這個二十幾年的問題，似乎有機會被討論。秀蓮也說，雖然法條一直沒有進步，但是運動中的討論是有效的，因為它會讓輿論開始發酵。她說2017年阮國非的事件中，台灣輿論至少有五成是為勞工說話的。
翰堂除了是「1095，文史工作室」的成員，本身也是一位博士生。他從2016年開始參與移工運動，他發現身為一個研究者、學生，進到雇主家裡的時候，雇主會認為你是中立的，不會認為你是一個什麼團體想要去搞他們，確實有機會進場看到更多家庭的真實。
他發現進場後，雇主經常質問他「你真的知道照顧的辛苦嗎？」而也因為在「1095，文史工作室」工作，翰堂跟夥伴覺得開始培訓對移工議題有興趣的青年志工是有用的。如果未來有更多年輕人覺得移工跟我的生活很有關係，一個一個發想提案、做些什麼事情，那會產生很大的動能。
陳翰堂（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一個雇主自己本身也是弱勢工人，但他卻欺負弱勢的移工。
為什麼會有這樣弱勢欺負弱勢的現象呢？有什麼解方？
翰堂因為研究者的角色，近期訪談了一位雇主，對他說的話印象深刻。這位雇主本身是一位身障者，如果有一位看護24小時貼身陪伴，他自己也可以謀生，但他不解為什麼家人非得把他送到安養院去。翰堂說關於弱勢雇主欺負弱勢移工，很常是這個雇主在遇到移工之前的生命中，就已經遭受到很多的不公。而當弱勢雇主遇到問題，第一個身體反應就是把問題歸到移工身上。
張正說，弱勢對抗弱勢，這不是很常態的事嗎？這同時也是很殘酷的，其實有的移工、新住民自己也在互相歧視。張正說，至少他希望我們台灣人自己可以邏輯一致，當我們都有勞基法，是不是這些外國人也要有？張正說台灣的看護有25萬人，她們一直都沒有勞基法的保障，我們都不關心嗎？是我們自己人格分裂了。
秀蓮認為，那些弱勢的雇主，他其實沒辦法告訴你，對啊我就是只付得起外籍。他們沒辦法說這樣的話，因為長照就是沒有給他足夠的，所以他只請得起外勞。在這些過程中，弱勢雇主累積了很多他作為這種身份的情緒，然後再欺負比他弱勢的人。有次TIWA帶外勞開記者會，仲介叫了一排坐輪椅的雇主出來，坐在立法院對面。她這些年的觀察是，台灣政府不是什麼都沒有做，他有做一些事情，然後讓他的工人一直維持在60分。「不要不及格就好了，不要讓他們被剝削到快要死，可是他們可以被剝削到一半，還活著，就可以繼續存在。」秀蓮覺得所有外籍勞工的制度就是這樣。
秀蓮覺得弔詭的是，對現在的台灣社會來說，只要一有外勞犯罪，所有外勞都是職安隱憂；可是如果有一個雇主性侵他的外勞，他就是個案。這是台灣人很矛盾的地方。「為什麼看護工可以沒有勞基法30年，是因為他們是外勞，制度往往都是走國民待遇。」
秀蓮面對的第一線，移工和台灣人的權益是傾斜的。她最後說，政府覺得他做到60分就好了，政府如果要多處理，移工制度是環環相扣的，如果要拆解它，會被批評，因為會影響到雇主的利益。聰明的執政者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逐字稿：陳郁勛、徐慧真、劉裕安、駱浩昀；主持、編輯、改寫：江婉琦）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