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睿恩
有些人說：「威權時代已過，促轉會僅需提出總結報告，交付規劃好的轉型工作給各機關部會，即可促成台灣社會集體反思。」但，真的是這樣嗎？
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政治暴力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是過去式，以為賠償、公開道歉就可以撫平受害者的傷口，但對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而言，這卻是深植內心數十年，甚至更久的傷痛與恐懼。
政治創傷帶來的影響不只在身體與心理，也影響到人際關係、工作與日常生活，這對「正常」的家庭來說，是無法想像的傷痛。白色恐怖如同刺傷身心靈的利劍，更有許多說不出口的傷痛，需要我們關心。
本集節目邀請到「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理事陳慧瑛與楊敦翔，訴說他們的親身經歷與親眼所見，了解白色恐怖是如何讓人、讓社會創傷？
童年記憶和爸爸的受難經驗緊密連結
陳慧瑛小一的時候，爸媽就離婚了，年幼的她還不明白離婚的原因，只知道在爸爸口中，媽媽是一個「肖查某」，會虐待她和弟弟，用針戳她的下體，還會打爸爸，打到爸爸的牙齒全部脫落。在慧瑛的童年裡，爸爸和弟弟是她的全世界，跟媽媽接觸是一種「背叛」。
直到高中，因為繳不出班費，在老師的建議下，陳慧瑛開始和媽媽聯繫並得知「爸爸是政治受難者」。自那時起，她重新思考自己的過去和童年。
主持人管中祥詢問起陳慧瑛和父親的相處點滴，她講起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怪異感，例如爸爸極大的控制欲與不安全感。陳慧瑛回憶，爸爸每一天會花兩個小時確認門窗和電器是否關上、外出的時會再三查看證件、睡前會用繩子把子女包起來，甚至會錄下每一通電話，並時常懷疑親戚對他們意圖不軌，反覆地向子女解釋他當時被判刑的卷宗，試圖找出自己受冤的證據，當子女不聽話，則會警告「你會害死全家」。
這些無法說出口的「異常」，對年幼的慧瑛來說，都像是正常不過的日常，直到開始懂事、開始進入青春期，才發現爸爸曾經被壓迫的痕跡，一點一滴的侵入她和弟弟的身體，成為了成長的印記。
政治暴力創傷複雜 到底誰才是受害者？
陳慧瑛說，爸爸畢業於台大政治系，是富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即便在六零年代時，「地下組織」已被政府壓制，政治仍然緊縮，但爸爸跟一些朋友還是對政治改革充滿期待。當時，國民黨政府打算開放選舉，增加地方選舉的名額，崇尚民主的知識分子自然有參政、改革的想法。陳慧瑛的爸爸也懷抱著熱情參與助選，但卻遭偽裝成學生的特務舉發。
在民主社會實踐基本的參政權力，卻還是被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狀，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佈局下，讓一群年輕有理想的學生，從此背負「匪諜」的罪名。而監禁與刑求在爸爸出獄後，仍如影隨形，刻劃在他的日常行為，也連帶影響子女與家庭的生活。
身為為政治暴力創傷進行心理協助的助人者楊敦翔指出，跟一般的心理創傷個案相比，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的創傷是更加複雜且幽微。過去的歷史創傷不只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對後代都會產生影響，而這也讓他不斷探問：「到底誰才是受害者？」。
對政治受難者家屬來說，創傷之所以無以名狀、很難被指認，是因為在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下，白色恐怖是禁忌、是不能談論，通常子女都是到長大了，被動地知道家裡的處境，才開始細數傷疤，但那些早已烙印在身上。所以，比起一般的心理創傷，政治暴力傷害的似乎沒有根源、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然而，在怨恨父母親的同時，他們也同樣是受害者。
受難者不只受政治迫害 人際網絡、經濟生活亦受影響
政治受難者不只因政治壓力而斷送自己的美好人生，也影響了人際關係、社會連帶與經濟生活。楊敦翔提及，白色恐怖時期有些是遭牽連入獄，這也使得受難者的家人會因此保持距離而將其孤立。還可能因為判罪，家產被政府充公、特務進駐家裡監督，子女的求學之路、生涯規劃因此，遭受波及。即便後來出獄後，在求職、找對象或是婚姻生活也會因為這個標籤而受到影響。
陳慧瑛說，在童年的時光裡，爸爸總是說著「家裡沒有錢」，但實際上，爸爸承接了爺爺的碾米工廠，後因經營不善而失業在家，嘴上說要積極求職，但都並未實踐。反而在他出獄後，因為懷疑親戚佔他便宜，而鬧上法庭。陳慧瑛坦言，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受政治受難補償基金會的支助。
政治受難者在經濟條件的困境有甚麼？楊敦翔解釋，他們不只求職過程受阻撓，因被褫奪公權，也無法進入公務機關工作。若還擁有一大筆祖產，也會在判刑之後全數被政府收回，經濟落差可想而知；相反的，對原本就窮困的家庭而言，只能領補助過生活。楊敦翔表示，白恐家屬更早經歷M型化的社會，中產階級在他們的群體中幾乎很少看到。
因為創傷而對他人的不信任，也反映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陳慧瑛表示，爸爸禁止任何人到家裡拜訪，而且朋友只有律師與代書。 楊敦翔說，因過去被最信任的人舉報，所以開始對身邊的人充滿戒心和猜測，關係的建立和確認對受難者來說相當困難。
楊敦翔進一步指出，創傷具有延續性，受難者隨著時間的推進，當需要安全感，或人際關係挫折時，便容易湧現刑求、受難的記憶，對社會產生強大的不信任感，無法像一般人一樣擁有健康的心理面對生活。弔詭的是，很多時候，政治受難者也不知道創傷的原因為何，而對助人工作者來說，「信心重就」是幫助受難者家庭的重要課題。
訴說是為了希望告訴同樣處境的人：「我在！」
陳慧瑛身為白恐二代，爸爸身上的監禁記憶像是微血管一般，浸透到她和弟弟的身體裡。從小，她看見了爸爸特別的人際相處模式，讓她在進入青春期之後，不知道如何拿捏人際界線、不容易與人產生信任，讓他遭受霸凌和嘲笑。在幼年需要建立安全感的時候，因為爸爸從不解釋的離開，讓陳慧瑛從小就缺乏安全感、時常感到孤單和無助。
對陳慧瑛來說，和爸爸的關係又親近又疏離，爸爸從以前對子女的情感綁架，使她的精神和情緒和爸爸有一個緊密的連結。雖然陳慧瑛明白爸爸依舊承受著迫害和社會壓力，但是經過創傷的童年，她也有自己的生活要過，屬於爸爸的傷痛已經無法承擔了，而這對陳慧瑛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但，是甚麼原因讓陳慧瑛願意說自己的故事？她坦言， 每一次的訴說，都需要花時間調適。若是要訴說給願意聆聽的人，如節目訪問或見證會，陳慧瑛都會很樂意分享。但她也表示，在職場或是日常生活中，偶爾會遇到對歷史認知淺識的人，楊敦翔補充，當他開始從事政治受難的助人工作後，他也體會到與社會的隔閡感。
陳慧瑛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除了讓更多人知道政治受難家庭的處境，也希望自己能透過黑暗中的光芒，溫暖相同處境的受難家屬。她說，這是她的使命，即便訴說自己的故事很辛苦，但她想告訴其他家屬「還是有很多人跟你一樣，我願意陪你」。
從一群人到一個協會 用意是靠近受難者及家屬
為了協助更多的政治受難者與家屬，陳慧瑛、楊敦翔和一群朋友成立了「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癒協會」，並偕同促轉會的據點和密集照護的工作夥伴，一起實踐療育工作。
陳慧瑛表示，目前協會剛成立，主要的工作是倡議和監督。他們擔心促轉會的「重建社會信任組」中的療遇工作移交到衛福部後，反而會讓政治受難家庭失去信任。此外，協會還會給予助人工作者支持，也期望能靠近更多的受難者及家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