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睿恩
4月8日在台上映的香港電影《少年》，和紀錄片《時代革命》一樣都以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為背景，講述抗爭中的熱情與挫折。但些許不同的是，《時代革命》呈現出抗爭的人物群像，而《少年》以戲劇手法，描繪出一個個抗爭者的面孔，更加寫實、更能反映香港年輕人的掙扎和希望。
2019年6月，抗爭者梁凌杰於太古廣場的一躍而下，除了令人悲憤，也讓許多香港年輕人對未來更加絕望，引發了香港青年的自殺潮。電影《少年》以一群素未謀面的抗爭夥伴和社工集結成的搜救小隊為主軸，試圖挽救一條即將墜下的生命。電影給予了年輕鬥士一種新的希望—「縱使徒勞無功，絕不無疾而終」。運動最終也許無法改變香港的命運，但只要還活著，就還有希望。
本集節目邀請《少年》的導演任俠及林森，和我們一起分享拍攝背後的困難、他們在香港言論審查下的堅持，以及在劇中特別描寫參與運動的抗爭者家庭背景的原因，而這些複雜的關聯有反映出怎樣的香港處境？
為了搶時效與維持高品質 雙導演與素人演員的搭配
《少年》由兩位導演共同執導，是如何分工呢？林森說，電影其實在2019年10月就決定開拍，當時為了搶時效，故安排兩位導演分頭拍攝。後來，因金主撤資、主要演員被捕及原有團隊離開等因素，未能如期進行，兩人才並肩共同導戲。不過，因性格和能力的互補，嚴肅但行動力強的任俠負責前線的現場拍攝，而溫和的林森在演員面前扮演白臉，專門負責溝通和協調，拍攝工作合作無間，彼此也互相支持。
不僅如此，為了維持紀錄現實的風格，素人演員的自然不做作和全心投入，是他們所堅持的條件。任俠指出，素人演員的演藝工作較少，檔期較好喬、較好溝通，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戲劇中，增加戲劇的真實性。
依照香港的社會氛圍，《少年》的拍攝勢必會經歷風險，而任俠也表明，無法在香港本地公開放映是團隊事先就預料到的，但就算只能在民間社區放映也甘願，只是電影最後連電影檢查法都未能通過卻是始料未及。但他也說，只要有決心完成拍攝，資金或放映權都不是問題。
為什麼想拍？替小人物畫上顏色
香港的新聞媒體對衝突的描寫多以大人的抗爭為主，對於反送中期間的小故事少有報導，這讓他們更覺得拍攝此片的重要。例如電影中的搜救行動在運動現場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想透過故事，讓大眾對反送中運動更深入了解。
為了讓劇中角色活靈活現，他們仔細地替社運中的每個人描繪出他們的家庭背景和立場，例如有「和理非」的少女、父母都是警察的攬炒君、母親因抑鬱症自殺的輝哥，及關心年輕人的社工等等，當然還有對運動不感興趣的市民，以及禁止子女參與反送中的父母，讓戲劇更貼近真實。
《時代革命》中呈現許多大量紀實畫面與訪談，《少年》則是揭開抗爭者的人物群像，讓觀眾能深切的感受到香港年輕人的掙扎與困境。林森說，在一場台灣的映後談話中，一位來自香港的觀眾分享自己的遭遇和劇中攬炒君相似，後因與爸媽的理念不同而搬來台灣。再加上香港的居住環境小，年輕人與家人得時時見面，更容易產生摩擦，以致尋求自由與維持家庭和諧的兩難。
制度殺人及集體憂鬱 導演盼能延續香港社會的民主性格
管中祥說，雖然自梁凌杰自殺後，香港社會便掀起了自殺潮，尤其青少年自殺更是不斷攀升，但實際上，青少年自殺一直是香港非常嚴重的問題。任俠有感於2014年雨傘運動後，社會產生一股集體憂鬱，讓人民有看不見未來的茫然，「梁凌杰不算自殺，是被政權推下去」貼切地展現多數香港人的心聲，也就是一種「制度殺人」。林森分享過去在中學教電影時的所見所聞，他看見學校採取高壓的方式教導「有問題的」學生，不僅學生學習受到限制，就連老師也備感壓力，故因為制度的問題，無法在第一時間挽救年輕生命的消逝。
電影中不斷呈現出「到底要先救YY，還是聲援手足？」的抉擇，呈現出香港社會運動的常見景象，即現場總是充滿許多的討論和分析，而這是任俠想要透過電影所還原的樣貌。主持人管中祥也對此有共鳴，當年在雨傘運動的現場，他看見街頭上人們不間斷的辯論分析，儘管費時，但是一種民主的展現，彼此互相尊重，也保持張力。
民主一直是香港性格中的一環，但是不論是「藍絲」政治人物嘴上所說的：「民主能給你們飯吃嗎？」或是現在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都讓香港居民產生絕望，而電影中的台詞「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和「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卻產生了徒勞無功與不顧一切的矛盾。
林森表示，這是香港的現狀，每個人都有自己看待社運的方式，並依照自己的家庭背景做出選擇，這些都非常重要，因為這形塑了現在的社會。任俠表示，「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和「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兩者間不是矛盾，而是程度的差別。當「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從花樣青春的少女口中說出，他想問的是，為什麼年紀輕輕會說出這種話？為什麼這麼恨？恨到有必死的決心？而就是清楚「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所以，既然在現實中無法改變，那即便死了也不放過。
從社會底層出發 替香港社會盡一份心力
兩位導演的性格雖然截然不同，但他們的創作多是以香港小人物出發，如任俠的《螻蟻》講述主角無故接受高壓問訊，探詢何謂香港的主體性；林森也堅持在香港獨立電影圈中，持續做出自己所關懷的題材。是什麼原因，讓兩位導演持續在電影圈中，做這麼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任俠明白香港觀眾的喜好偏向歷史性的英雄人物，如黃飛鴻、葉問等等，但師承陳果導演的他，認為那些故事劇情不夠接地氣，與社會之間產生共鳴是具有創作價值的。「健康的歷史觀就是要看見自己最痛與黑暗的地方」是他拍攝題材的初衷，從自身生活相關的內容較能觸發人心，而這是他想拍片的原因。
林森則說，他是先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才拍片的，參加多場社運後，發現「紀錄」是他可以幫忙的工作，於是進入電影學校就讀。對他而言，拍攝《少年》是自我療癒的過程，他想透過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將這一切紀錄下來，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心力。
管中祥表示，中正大學一名香港的學生在看完《少年》之後，即便再次喚起了傷痛，但見證歷史讓他獲得治癒。他也分享自己時常在白恐受難者或二代的訪談中，感受到他們在面對痛苦時選擇說出口的勇氣，因為他們的述說能夠化為力量，治癒遭受同樣苦難的人，與他人產生共鳴、相互協力。
擺脫中國的合拍片模式 香港電影的新出路
在現在的香港電影市場中，英雄本色與現實越來越遙遠，而近年以「本土」為命題的電影開始受到觀眾喜愛。任俠指出，新導演已經厭倦了與中國合拍片的模式，不僅會破壞美學，也會因為資金的注入而受到干預與控制，例如電影中時常會被安排講普通話的中國演員，語言不只產生違和，其配音也顯得不自然；劇本時常會受到官方的審查，需花費時間在行政程序上，而降低創作的空間，違背了自己的標準與堅持。李安導演曾說：「嚮往自由的人才會拍電影」，任俠認為身為電影人，應奉行自由而非討好任何人。
林森表示，香港現在因為時局敏感，和中國合拍片也會產生許多麻煩，例如香港因審查禁播，或是金主撤資，因此，現在的導演也開始反思，利用當前微薄的拍攝預算，以香港本土出發，即便無法製作出大作品，但就地取材也能省去多餘的成本，多花點心力著墨於故事劇本。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管中祥發現，電影少年的英文片名「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似乎有其他意涵？任俠說，英文片名來自Bob Dylan一首寫給兒子的歌曲Forever young。歌詞闡述了爸爸對兒子的期許，如應時常保持年輕、永遠要對這個社會做出貢獻、永遠要堅毅的捍衛真相，使自己更加強壯，最重要的，應保有初衷。而這不僅是對香港年輕人所說，對每個還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皆是。
任俠補充，英文片名除了是他們所要傳達的觀點，也是一種對電影前輩的反抗，因為在上映前，曾有前輩以「片名太長」提出建議，但是也因為他們的堅持，讓更多觀眾因為Forever young而對電影印象深刻。
管中祥說，這部電影對他而言是一種鼓舞，除了見證歷史紀錄之外，也應明白每個角色背後的情感和差異，儘管青少年有一天會長大成人，但都應保有初衷，和「少年」一樣保有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