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5月19日高教工會召開記者會，公布耗時逾3個月的研究成果，並針對國內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提出質疑。尤其研究內容指出，台灣公部門每年投入高等教育經費僅佔國內總生產毛額（GDP）的0.39%，與經濟規模相當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平均值1%相比差距甚遠。
高教工會呼籲，政府應向OECD國家看齊，逐年提高公部門高等教育經費佔國內總GDP的比例，從0.39%提高到1%。同時應縮小補助差異，讓高等教育公、私立學校學生皆享有趨近一致的資源。並藉由上述提升經費、縮小補助差距等方式，讓公私校教師享有相同的待遇，以利創造更友善、更具公共價值的高教環境。
公部門投入高等教育經費 竟僅佔國內GDP百分之0.39？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台灣目前的人均GDP跟上世界水準，經濟規模甚至跟OECD並駕齊驅。即便目前台灣並非OECD會員國，但OECD現有38個成員國也包括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國家，像是美國、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法國、日本、南韓等。以OECD會員國狀況來看，公部門投入高等教育的經費平均約佔GDP的1%，反觀台灣僅投入0.39%。
林柏儀表示，許多人認為由於台灣的大學數量過多，導致補助過少、不均等問題。他強調，根據高教工會研究統計結果即可發現，當前問題與大學數量多寡完全無關，關鍵在於政府總體補助過少。他指出，當政府決定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率時，也應配合挹注公共資源，而非讓各校各自籌措費用辦學，甚至面臨當前少子化困境只能自生自滅等困境。
（圖片來源：高教工會研究報告）
負責該項統計調查的高教工會實習研究員林宣佑提到，該研究主要以OECD的出版品《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1》，以及教育部編印的《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21年版》進行分析，並以資料中OECD目前最新的數據，也就是2018年的統計資料進一步比較。過程中他發現，教育部統計資料未能呈現真實狀況，像是所謂「公部門資源」定義即與OECD有所不同。
林宣佑指出，在OECD的定義中，公部門經費意指「政府補助公私立大學的支出」，但在台灣教育部的定義中，公部門經費特指「公立大學收入」，也就是囊括三種項目：學生經費、學校自籌以及真正的「政府補助」。其中，學生經費也就是學生繳交的學雜費等，至於學校自籌，也就是校方透過產學合作等方式籌得的款項，上述兩項並非實質的「公部門經費」。也因此經教育部計算後顯示，台灣公部門挹注公立大學資源比例佔國內GDP的0.6%，然而關於公部門經費的定義有誤，也導致補助狀況過於高估。
負責該項統計調查的高教工會實習研究員林宣佑提到，該研究主要以OECD的出版品《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1》，以及教育部編印的《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21年版》進行分析，並以資料中OECD目前最新的數據，也就是2018年的統計資料進一步比較。
除此之外，教育部將公部門挹注公私立大學的總經費加以計算，在定義有誤的情況下，計算出「台灣高等教育總經費佔國內GDP的1.4%」此結果。無論是0.6%還是1.4%，看似與OECD平均值1%相去不遠，實際上並未如實呈現「公部門經費」狀況。高教工會也透過還原真正的政府補助金額，才發現實際上台灣公部門投入高教補助僅佔GDP的0.39%。
尤其與OECD會員國相比，林宣佑表示，像是與台灣人均GDP相近的德國，公部門投入高教資源佔GDP約1.1%。而像經濟程度較為不同的墨西哥與土耳其，投入資源分別佔GDP的0.6%與1.2%。甚至與鄰近的日本相比，日本至少還有0.4%，顯見台灣公部門投入高教的資源不足，甚至位居OECD吊車尾。
台灣不僅公部門挹注高教資源過少，甚至分配給公、私校學生的教育經費差距甚大，同時不分公私校學生，每位學生獲得的公部門教育經費補助也比OECD平均值少。林宣佑進一步說明，台灣公校生平均每年獲得的公部門補助為美金3,332元（台幣約99,972元），反觀私校生每年獲得的補助為美金1,163元（約台幣34,897元）。若與OECD會員國相比，OECD會員國每位公校生每年平均可獲政府補助約美金9,311元，私校生每年也至少擁有美金3,166元的政府補助。無論怎麼比較，皆顯示台灣公部門補助資源落差，且明顯不足等問題。
（圖片來源：高教工會研究報告）
資源不足、分配不均原因何在？ 調漲學費絕非解方！
面對台灣高等教育公部門資源不足且分配不均的狀況，林宣佑進一步提到，在OECD會員國統計數據中，雖然公校跟私校學生每年獲得的公部門補助仍有差距，但普遍而言私校數量較少，公校數量較多，因此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往往可以選擇公校就讀。且私校為了與公校競爭，也會發展辦學特色，整體而言就讀私校的學生大多家庭環境富裕，因此也較無經濟壓力等問題。
然而反觀台灣現況，林宣佑指出OECD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 Results）相關內容也提到，台灣的教育現況屬於「特例」，私校學生家庭經濟環境反而更弱勢，且私校辦學資源更缺乏競爭力，與OECD各會員國狀況差異甚大。尤其台灣有超過七成學生就讀私立大學，即便學生繳交私校高額學費，實際上私校缺乏辦學資源，同樣地能分配給學生的資源也較少。
上述情況更導致社會階級複製狀況嚴重，貧困的私校學生因為負擔高額學貸，形同複製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甚至為了符合經濟效益等考量，導致私校學生無法安心發展天賦，只能選擇攻讀未來較有可能獲得較多經濟收入的科系。甚至以校方的立場而言，為了有效節省成本，更是發展出「大班化教學」等模式，導致學生教育品質大幅下降。
「台灣竟然還有調高學費的論調！」林宣佑表示，實際上台灣的高等教育學費並不便宜，光是調漲學費更有可能造成升學門檻過高，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府投注的高教資源本來就不多，甚至導致公私校發展失衡等問題。他指出，只要政府每年投注高教的經費資源，從GDP的0.39%提高到0.7%，即可增加約600億經費，達到每年增聘3萬名以上大專教師的目標，有效改善當前生師比困境，並大幅提高學生的授課品質。不僅如此，更可透過經費的增加，有望讓全台公私立大學的學生能夠享有學費減半等福利，更能安心求學。
公庫資料照／2015年7月29日，由大學生組成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前往教育部陳情抗議，針對同年6月底教育部公佈通過9所大學漲學費案表達不滿。
資源過少、不均的慘況是什麼？ 學生、教師都不好受！
除了數據佐證，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鄭斐文提到，任教私校18年期間，身為第一線教師的他很能感受私校資源減少，以及高教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他提到，網路上打工平台也指出，打工族最多的學生即是來自私立學校，私校學生往往必須透過申請就學貸款等方式，才有辦法繳出學雜費與生活費。
鄭斐文進一步以自己接觸過的私校學生個案為例，學生為了兼顧打工與學業，反而更難以專注學習。再加上學生打工薪資低、勞動環境條件差等問題更是一籮筐。即便許多社會大眾時常譏笑學生是「草莓族」，實際上並沒有看到學生艱難的處境。究竟學生真實狀況為何？鄭斐文舉例，假設私校每學期學雜費約4萬9千元，一學期（共四個月）的基本生活開銷約3萬2千元，再加上校方住宿費，導致每位私校生每學期必須支出費用約8萬9千元。
倘若學生缺乏家庭金援協助，並以最節省的方式過活，每個月仍必須耗費132個小時進行打工活動，形同每天扣除上課時間，至少要再工讀4.4小時，才有辦法支應自己的就學開銷。倘若學生在外租屋，每日工讀時數則從4.4小時提高到5小時。即便是學費享有社福減免的私校學生，每個月至少也要花75.5個小時進行工讀，平均每天花費2.6小時工讀。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鄭斐文提到，任教私校18年期間，身為第一線教師的他很能感受私校資源減少，以及高教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
不僅如此，為了延續自己的就學機會，有些學生必須在課業之餘安排兩、三份工作，寒暑假也必須工讀存錢，工作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從學校的教學助理工作、研究助理工作乃至私人兼差等都有。然而教學助理工作收入平均每個月約3,000元，除非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擔任相關助理工作每個月薪資可達6,000元。然而更現實的問題是——教師研究量能有限，不可能同時申請許多科技部計畫藉以養活多名學生。
資源不足問題不僅影響學生求學，鄭斐文認為教師也面臨相似困境。由於校方資源不足，只能大量聘僱兼任教師授課，並要求教師進行大班化授課，教學品質大幅下降，於此同時竟還要配合校方嚴格的授課標準等，勞動條件同樣惡劣。而在專任教師方面，倘若教師想要好好照顧學生、花更多時間跟學生討論等，也因現行評鑑機制「重研究輕教學」，導致教師為了拼升等與評鑑，無法顧及教學品質。
鄭斐文痛批，政府放任教育私有化的狀況，再加上資源不足等問題，導致許多私校累積十幾年的成果急速崩壞，甚至有不少大學老師必須負擔招生、募款等業務，難以專注教學。林柏儀也強調，政府並沒有將國家整體經濟活動的成果，以相同比例挹注或回歸到社會的專業人才培育，反而要民眾自己承擔學費等教學品質，並放任校方粗糙且廉價的辦學方式。就算要給予學生獎助學金，往往也要求學生必須付出勞務，無法實質改善學生弱勢環境。
林柏儀進一步提到，以往國人認為「升學主義」是個教育文化問題，然而追根究底即是高教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即便當今台灣的大學數量眾多，許多學生仍要從國小開始背負升學壓力，為的就是跟更多人競爭擠入公立大學。高教工會呼籲，政府應挹注更多公共資源在高教環境，並透過公平分配的方式，才能真正達到師生共好的高教環境。
公庫資料照／兼任教師不僅面臨高教資源過少且不均的問題，自身勞動環境也有待改善。2017年6月12日，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團體至勞動部抗議，由於民進黨政府將兼任教師切割適用《勞基法》，隨後淡江大學、交通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等校，都傳出為了節省成本而大砍兼任教師數十到數百人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