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許多對家庭懷抱著夢想的年輕人，若妤也憧憬著幸福美滿、有著愛人的家。圖／Photo by Suzi Kim on Unsplash
文／楊雁絜（廢死聯盟法務專員）
懷胎十月將孩子辛苦生下、賦予孩子生命的母親，是如何走到最終，而絕望地決意結束孩子的生命，一同離世？如果可以給孩子安穩的生活、足夠的陪伴，哪個母親會不願意呢？
先後經歷了離婚、情感不順遂、失去工作的吳若妤，即使在多重壓力交互作用之下患上重度憂鬱症，仍努力為孩子撐起一片天。然而，身邊的人對於憂鬱症並沒有太多的理解，在給予資源的同時，仍不斷向若妤施加著「要趕快好起來！」的壓力，或要求若妤成為他們「理想中的好媽媽」，讓若妤被壓力逼得快要喘不過氣。
在一個和家人爭吵的晚上後，若妤對生活徹底失去動力，絕望地整理行李、帶著兩個小孩離開這個不再是家的租屋處。在汽車旅館裡，若妤將安眠藥加在果凍裡餵兩個小孩吃下，趁他們昏睡之際，用童軍繩結束孩子們的生命。隨後，若妤也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藥、抗憂鬱等藥物，想要到另一個世界陪伴自己的孩子。
迎接著被搶救回來的吳若妤，是家人與大批網友們鋪天蓋地的謾罵。而吳若妤也遭到起訴，在第一審因殺害未成年子女被判處死刑，後在第二審改判無期徒刑。
帶孩子離開前，吳若妤經歷了什麼？
吳若妤在二十初頭的年紀懷孕，陸續生下一男一女，如同許多對家庭懷抱著夢想的年輕人，若妤也憧憬著幸福美滿、有著愛人的家，但卻換來前夫毫不留情的對待。前夫並沒有給若妤承諾中的家，在懷胎、生子、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前夫在若妤與孩子的生命中總是缺席的；離婚過後，前夫曾答應每月給若妤固定的扶養費，卻斷斷續續，甚至自己降低金額。
隨著孩子長大，若妤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同時兼顧陪伴孩子與工作，而選擇和哥哥以及大嫂一同租屋生活。可是，哥哥與大嫂時常對若妤管教小孩的方式指手畫腳，或因為生活習慣起衝突，指責他「誰叫你要生」，更多次在言語中或是公開社群平台貼文中透露著「你只是外人」的意思，將若妤排除在這個家以外。
失去家庭支持、面臨經濟困境的若妤，在陷入重度憂鬱症後，仍想著要怎麼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而持續進修自己、尋找工作、盡可能參與孩子的生活。
但這個社會對於一個因壓力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的單親母親，往往是缺乏理解與包容的。
若妤曾想過藉由換新工作、搬新家等機會來改變現狀，但這些機會的代價是若妤需要時時被身邊的人問「你有好一點了嗎？」、「不是都給你資源了，怎麼還有問題？」。這些寒暄與關心，對於患有重度憂鬱的若妤而言，是變相地在檢視若妤身為一位媽媽是否合格，逼著若妤短時間內改變現況，可是卻無法理解憂鬱症所需要的康復期以及合適支持。
身為一個母親，若妤也曾多次想過：我的孩子們在我離開之後，會過得好嗎？我的孩子們，在這樣殘酷的世界中，會過得好嗎？
不是不求救，而是沒有「家」可以求救
在這件案件之後，有很多人指責若妤明明還有很多家人，是他自己不懂得求救，才造成了這樣的悲劇。但這些「家人」，真的是吳若妤可以放心尋求協助的家人嗎？
兄嫂對若妤教養孩子的指正，或多或少伴隨著一種長輩的心態，但忽略了若妤與孩子的相處方式、孩子適合的教育；而哥哥則更以長輩加上男性的角色，代替若妤決定租屋要租哪、要添購什麼家具，甚至決定他在家中的地位有無。這些看似對若妤「好的決定」或「善意的提醒」，並未站在若妤的角度，設身處地思考哪些是可以達成的、哪些是會造成負擔的，而僅僅只是設立許多標準要若妤達成。
雖然若妤的家人也曾多次表示願意幫忙，但對於若妤而言，要回過頭和原生家庭坦承自己憂鬱症的脆弱一面，實在是難以開口；另一方面，家人或許也很難理解若妤所面臨到的心理與現實壓力。
與家人間的隔閡，導致若妤在心理層面上總覺得自己孤立無援。
單親媽媽的困境不是補助金錢就能解決的
雖然單親家庭能夠在各縣市申請相關補助，然而，這些費用與政策只能滿足最低生活標準，也僅提供月數不等的補助時間，無法支持單親家庭從根本上改善生活現況；且單親家庭所面臨到的最大困境，往往是一人身兼照顧者與經濟支柱等數職，無法耗費大量時間尋找資源。
在找尋工作時，也會碰到許多困難，例如上下班時間不能配合子女作息、無法臨時請假因應孩子突發狀況、薪資支撐不了整個家庭等。
即使找到了工作，在子女還小的情況下，也可能面臨沒有家人能夠即時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或者需要仰賴安親班、陪讀班、保母等資源，但這又會是另一筆龐大的開銷，單靠一個人的薪資難以支撐。
如此環環相扣的生活困境，無法單靠金錢補助而改善困境，也間接造成單親家庭的照護者兼家庭支柱者，容易壓力過大而產生身心上的疾病。
進入憂鬱很簡單，但脫離憂鬱卻是一輩子的課題
進入憂鬱狀態，可能會開始對自我產生懷疑、否定自己的努力與作為，並容易往負面方向思考，在生理上因正面情緒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機制出問題，也可能造成情緒低落、食慾不振、嗜睡或失眠等狀況，導致無法負荷生活運作。
對若妤來說，「脫離憂鬱」更顯得困難。
雖然曾透過朋友、伴侶、職場得到過協助，但身邊的人難以理解「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走出憂鬱？」，並在無形中給予過多期待，造成若妤康復的隱形壓力。
另外，即使若妤有了憂鬱症，仍要持續被放在「適格母親」的標準中受檢視。即使若妤曾努力過、求助過，也會被身邊的人評價「你沒有很慘啊！要知足了」、「自己不夠努力才會越來越糟的」，最終導致憂鬱的狀況無法真正地康復。
對於若妤來說，這個社會就是如此地殘酷。
如果自己在面對人生各個面向的失利時，已經努力過卻無法回應這個社會的期待，加上深切體會到憂鬱症者在這個世界生活的困境，那麼身為一個媽媽，或許更不忍心讓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