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本教育基金會
義大利籍商人與詹姓母親爭奪8歲女兒親權的事件，日前台北地方法院孩子必須於大年初一坐上飛機，前往義大利與父親會面。
不為法院聆聽的意見
與孩子談話的過程中，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孩子敏銳而真誠，當我們問到，會不會跟媽媽有不同意見？孩子的回答就如同齡的小孩一般，主要是有不吃的東西和有時候晚上不想睡覺，我們細問內容時發現，孩子在台灣的環境，不論是媽媽或其他協助照顧的人，都正面支持孩子表達不同的意見。
孩子也明確表達她感受到法官不相信她說的話是出自於自己的意願，孩子認為「只要法官直接聽我說，她就會相信我。」。
很可惜，即便孩子的多次透過律師向審判長表示想要當面對話，審判長都堅持要用視訊進行。有一次孩子都已經到了法院，與司法事務官只有一門之隔，就只因為孩子直接要求「我需要律師在場」，而司法事務官持續拒絕律師陪同，最後僵持不下，不了了之。
最離譜的是，法院在聽取孩子意見前，其實已經把要求孩子去義大利的裁定寫完了。
在去年12/2，法官與孩子視訊會面剛結束，立即當庭表示，現在送達裁定給律師，要求簽收。律師發現裁定上法官作出裁定的日期是11/30，書記官在12/1製作正本，也就是說，這份無法保證孩子一定回得來台灣的裁定，是法官在與孩子視訊的前兩天前就寫完了。在一般與孩子互動，先做好決定才詢問孩子，會被認為虛偽，明為溝通，其實是試著說服，這樣得虛偽很容易破壞與孩子間的信任關係。
但當假詢問真說服的行徑發生在法庭上，就是在踐踏孩子表達、受聆聽的權利，就是法院公然違背兒童權利公約。
不被法院視作完整的人
即便律師提醒審判長，這個裁定明顯是在詢問孩子前就寫好的，這樣沒有讓孩子表達意見的裁定是違反憲法判決嚴重侵害兒童表意權，但審判長當庭卻說：「最大的擔心是孩子出去回不來這件事情，這個我們也很擔心。」、「這是兩造試著伸出橄欖枝的時候，不能再停留在原地了。」，法官甚至表示要以「信託契約」的方式擔保爸爸會將小孩帶回來，意思就是如果小孩回不來，媽媽至少可以拿到爸爸的一筆錢「到歐洲打官司」。
但孩子不是橄欖枝，他也不應該是被信託的物品，她是有感情的人，她說「大部分家人都在台灣」、「朋友在台灣」、「同學在台灣」、「貓也在台灣」，孩子想在台灣過節的心願，以及深怕去義大利就回不來的害怕，都沒有被尊重、照顧。
當司法不願聆聽，她就變成法院眼中的橄欖枝，遞出去向父親示好、增進溝通機會的工具。但孩子是目的，即使心懷再多善意，都不能將孩子當作工具。法院想像的善意該由父母、法院、雙方律師等成年人共同促成，不能把責任推給孩子，讓孩子承擔。
不由法院承諾的的回國保證
審判長雖然當庭表示他也擔心孩子回不來，但在做決定的時候，看起來卻不是真正在意這件事情。
當孩子要求有人能保證，在她去了義大利後，還能夠回台灣。但法院卻連向孩子承諾都做不到。法院在裁定中只說「義大利國未明示拒絕承認我國判決之效力」。
孩子問的是要保證我能回得來。法院卻說沒有確定你回不來。這樣的回應只會加深孩子的擔心，讓孩子清楚的知道，到了義大利，連法院都沒有能力讓她回來。
而在義大利唯一能決定讓孩子回來的爸爸，卻給了可怕的經驗。在義大利的一年多，孩子只要提起想回台灣，爸爸就不理她。爸爸用漠視來對孩子造成壓力的狀況不只在義大利，當孩子思念爸爸，把手機號碼給了爸爸的律師，換來的卻是爸爸不與她通話，只因為她對法院說她不想去義大利。
真正承擔後果的孩子，在這麼大的恐懼感下沒辦法獲得任何承諾，但法院卻急著把她送出國，這也是為什麼孩子只能在最後關頭求助總統的真正原因。
不受法院尊重的憲法判決
除了兒童權利公約以外，我國憲法法庭明確在判決中要求在裁定前要讓孩子表達意見，更具體說明「僅簡單聽取兒童意見尚非足夠，於兒童有能力形成自己之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並說明對其意見是如何考慮，以免聽取兒童意見流於形式」，但孩子實際到法院時，不僅見不到法官，感受到自己的意見沒有被信任，竟然還遭遇先決定後聆聽的離譜狀況，聽取的意見變成過水的形式。
我們很難理解法院為何這麼抗拒憲法判決，表現出–你叫我聽我，我就做一個聽的動作–這種幾乎是幼稚的反抗舉動。我們更不理解的事情是，為何將孩子作為向憲法法院賭氣的工具？
家事法院的工作，在聆聽孩子的意見上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法院必須要撇除自己的定見，不能只用自己的猜想來決定孩子所說可不可信，如果還有疑惑之處時，更要與孩子合作，展現真誠，才能打動孩子說出心裡話，這正是專業與職責所在。
我們要求：
1.法院要優先尊重孩子的意願，並且在程度中最大程度的照顧到孩子的需求，讓孩子在安心、受信任的情況下完整表達。
2.法院應自行撤銷「在孩子表達意見前」就作成的裁定，真正落實聽取意見得程序。
3.法院在能向孩子保證她可以自由回到台灣之前，不能貿然要求孩子出國。
4.懇請蔡總統看到孩子回不了台灣的恐懼，與孩子會面，為孩子想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