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鵑如
傳播學者李金銓出版新書《新聞自由的幽靈》，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特別以實體座談形式舉辦並訪問，主持人管中祥將討論焦點鎖定在「香港新聞自由的哀歌」。1月13日時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共同在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舉辦新書座談會。
本次座談聚焦於香港新聞自由緊縮的歷程與前因後果。李金銓的教學研究生涯有一半是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有20年時間待在香港教書，他對於香港有非常深刻的觀察。
香港的政治及傳媒面對著中國、港英政府的雙元結構，不只在政治體制上面有所差異，同時也充分反映了威權體制跟資本主義的兩種意識形態跟政治體制。李金銓認為身為學者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從長時間的觀點看問題，到底香港的新聞自由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台港中傳媒 其政治經濟間的辯證關係
《新聞自由的幽靈》一書主要以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三個華人社會為觀察分析對象，先是針對主題做各自的個案研究，接著三個社會不斷互相參照，最後聯繫到整個全球脈絡（特別是與美國關係）的變化。尤其台灣整個政經發展跟美國息息相關，現在香港問題也是。
「人家問說我一個台灣人怎麼可以談香港的問題？」李金銓首先提到自己的背景，從小在台灣長大，在美國唸書之後，1978年即來到香港教書許久，同時關心大陸傳媒概況，因此自己分析台港中三地傳媒是放在歷史的架構、全球的視野及經緯交錯的地方來看待，同時會看到三地間政治與經濟之間辯證的關係。
猶記自己1978年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適逢中國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中大校園充滿激情，校園到處張貼大字報在講中國何去何從，很多人駐足觀看，自己當時也對中國研究開始發生興趣，也曾見證當時的《人民日報》精彩絕倫。
1982年短暫返美持續研究從中英主權談判期間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間香港傳媒所發生的變化。1994年李再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學，主要目的是跟同事們研究香港回歸相關的新聞報導，訪問78位各國記者、分析3000多篇報紙、電視新聞報導等，李金銓多年經驗早已著作等身。李金銓說自己在香港結下的善緣，豐富了人生歷練。「書裏有一章寫香港問題，特別是《國安法》。我自認是很深情的，可以說我寫這些東西，是有我的生命在裡面。」
本書討論中港臺政治體制及傳媒其發展有很大不同，被問到如何架構兩岸三地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發展的關係，李金銓先是說到對於第三世界、特別是東方專制國家，政治力量籠罩一切，市場在某個角度來說對政治的濫權是有制衡的作用。
像中國政府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培植市場，一方面要壓抑市場；傳媒在市場競爭當中有時會偏離共產黨的控制，那時黨就會收回傳媒的空間，「就像風箏飛得再高，隨時都能收回。」
他舉例自己分析台灣在國民黨時期的新聞控制，危機有三個來源：美國壓力、共產黨威脅及本地人反抗（黨外運動）。他認為台灣在每個時期都有這三項來源不斷互動，交錯影響傳媒結構及影響當局如何控制傳媒。
香港雙元結構下的新聞自由
本書提到香港的雙元結構：分別來自中國威權體制及香港「有自由沒民主」的資本主義。從1997年香港回歸後到2012年，雙元結構的意識形態跟力量施展又是如何消長、變化？
李金銓認為有三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1982年的英治香港時期，他覺得中國當時若要收回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根本輕而易舉，只要利用地緣戰略即可，不用等到1997年回歸，但是當時毛澤東是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過往香港的新聞自由是怎麼來的？李金銓以1949年時港英政府為例，港英政府是沒有力量把國共勢力排除香港的，因此乾脆化暗為明，容許左右派勢力都可辦報，互相說自己想說的話。但是當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容許批評國共雙方的自由，而不是批評港英政府基本利益的自由，所以不可以批評殖民政府或帝國主義。所以直到1982年港英勢力獨大，在單元權力結構下，使得港英政府跟傳媒之間的關係比較順暢。 李金銓說明，五、六零年代時香港媒體的興趣在國共鬥爭，對香港本地問題關注較少；七零年代時香港出生的人超過來自大陸的人，本地報紙興起，可分成知識份子看的《明報》及普羅大眾看的《東方日報》。
第二階段是1982年到1987年，轉變成中英共治時期，「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在港代表中方力量，被稱為「北京的實質大使館」，實質上是有著數百人的政治機構，其新聞單位僅20人。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原本是江蘇省委書記，由鄧小平派到香港。中國透過它與英國政府進行非官方外交接觸。
許家屯的對於香港媒體的統戰辦法是用「交友攻勢」，反共作家在媒體撰文批評中國政府等內容他不會反對，但是若有記者作家批評許家屯，許會開始送記者作家禮物，還親自邀請聚餐喝酒，收禮吃飯的記者作家因此被影響而減少對許家屯的批評，最後變成共產黨可以批評，但許家屯不能罵。
第三階段是天安門事件。李金銓認為共產黨決策是翻臉不認人的，且很難捉摸。六四結束後鄧小平跟許家屯說「要跟右派做朋友」，且容許批評共產黨的聲音存在，與現今一批評中國就被以《國安法》抓捕是截然不同的。
李自己對於「一國兩制」的理念上及抽象層次上是不反感的，但是他不相信共產黨會遵守諾言。從香港從單元結構變成雙元結構，最後變成中國收回權力可見一斑。
中國收回承諾 對港頒布《國安法》 縮緊新聞自由
主持人管中祥說香港即便回歸中國後都還能維持一定的水準，2011年後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急速下降，在此之前跟台灣的新聞自由是互有高低的，為何突然收緊？
李金銓說香港回歸後，江澤民及胡錦濤各做總理10年，他們遵守鄧小平的路線「韜光養晦不出頭、不對抗」，對於香港是又想放又想收，因此收放之間是有空間的，新聞自由仍有增長，因此當時南方有《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北方有《中國青年報》等，這些都在習近平上台後整肅或收掉了。習近平上台後第二任採「戰狼外交」，香港則有「小戰狼」特首梁振英，到後來林鄭月娥上任後只剩聽命北京的作用。
李金銓說，這21年間香港新聞界跟政府雖有很多摩擦，但畢竟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即便像特首梁振英上台後公開跟蘋果日報叫陣、互為緊張關係，也不會馬上縮緊新聞自由，主要是《國安法》頒布，馬上縮緊香港的新聞自由。
蘋果日報堅定反共 創造市場後、最後無法生存
管中祥說在《國安法》頒布之前，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是逐步縮緊，例如撤換總編輯、找親中商人買媒體或是買廣告控制，甚至還有暴力威脅等。但在逐步縮緊新聞自由的狀況下，還是看到香港媒體維持一定的專業性，不會因為政治控制就馬上放棄專業。
香港辦報立場多元，不只分左右派還有中間報。管中祥表示，在香港看到文人辦報的《明報》最後被中國接收控制，反而是一開始被認為腥羶色或邪門歪道的《蘋果日報》堅守崗位到最後，李金銓如何看待這兩種類型的報紙？
李金銓說，《明報》創立人之一的查良鏞懂得如何在中國政治生態底下把新聞自由的空間放到最大。但《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不一樣，李認為《蘋果日報》是很矛盾的報紙，一方是色情犯罪報紙，一方面也是政治性很強的報紙。黎智英自己反共，也看到港人的反共情緒，他懂得把反共情緒轉化成商品，將自己的意識形態跟商業利益結合在一起，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2003年香港時任特首董建華曾要進行《基本法》23條立法，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人民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引發50萬人上街反對。《蘋果日報》當時用報紙全版兩頁刊登黑底金字「不要董建華」大標題，「哪有報紙會做出這種事情？」等於是替小老百姓講話。李金銓說《蘋果日報》是很有趣、很成功的報紙，也很尊敬黎智英。「他本來可以跑的，卻留在香港坐牢。」
「沒有人想到會有《國安法》，中國宣布時連香港特首都沒看過。」李金銓認為《國安法》的遠因是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失敗，中因是2012年反愛國教育及雨傘運動，近因就是反送中運動。
新聞自由永遠面臨許多內外的挑戰
《國安法》頒布除了造成新聞自由的緊縮與迫害：蘋果日報老闆被逮捕關押，立場新聞、眾新聞撤掉，數十個公民團體也停止運作，刪除網站消息。甚至對香港高等教育影響巨大，李金銓說涉及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等敏感問題大學也不敢研究了，他所知大學出版社至少有兩個原本答應要出書都撤回不敢出，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後也不可能出文革相關書籍。
在香港新聞自由受到巨大影響之後，仍有海外媒體或小媒體存在，類似台灣的黨外雜誌、地下電台的存在，李金銓認為「現實是很殘酷的」，憑著理想激情成立的小媒體還是要能夠維持生活，尤其小媒體若記者人數太少的話影響力較小，反饋機制較差，能夠堅持下去的話是很讓人佩服，若收掉也能完全理解。他希望小媒體可以慢慢整合，並且著力在重要事件的分析，幫助讀者理解脈絡較為有用。
「為何叫『新聞自由的幽靈』，這是從共產黨宣言中所得到的。」李金銓說，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基本人權，但獨裁政權、專制統治者、既得利益者無不把新聞自由看做洪水猛獸的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
李金銓說新聞自由永遠面臨許多內外的挑戰，可能失而復得、得而復失，是個不斷變動、不斷鬥爭、戒慎恐懼、不斷與政治、經濟、文化、生態互動而追求止於至善的過程。他認為必須把新聞自由當成一個過程而不是成品，「你永遠要爭取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沒有保證的，民主也是沒有保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