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2030年，台灣政府預計推動雙語政策，「強化英語溝通能力」變成政策深耕的第一步。高等教育雙語化、英檢量能擴充、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等皆是政策內容，期望達成台灣走向國際等目標。然而，本土語言岌岌可危的台灣社會是否需要雙語政策已是一大課題，另一方面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外師人才是否受到應有的保障？更是一大問題。
安迪並非荒謬法令的唯一受害者，其他外籍同事也在同一年遇到相似情況。這些外師紛紛走避，有的到他校任職，有的轉而在民間私人補習班任教。
至於安迪自己呢？他花費近兩年時間，從勞資爭議走入民事訴訟未有結果，找不到一個解套方案還他公道。
然而回到政策層面，台灣真的歡迎外籍雙語人才嗎？根據國發會雙語政策內容指出，台灣以經貿立國，未來盼能強化我國年輕世代的英文溝通能力，達到台灣人才接軌國際，以及國際企業來台深耕等面向。
台灣是否需要實施雙語政策？民間已有相關討論與不同立場。另一方面，台灣政府是否已經準備好因應雙語政策，提供外籍教師更完善的高等教育勞動環境？一切仍是未知數，至少從安迪的案例來看，答案並不樂觀。
外師權益受損該怎辦？ 不畏千辛萬苦找解方
安迪為了自力救濟，主動寫信給校長等高層皆未獲回覆。校方甚至曾要求安迪填寫一份表格，並依循校內管道進行申訴，然而表單上並未提及聯繫窗口等資訊。慘遭校方「冷處理」的安迪主動向彰化縣府聯繫，指出校方職場霸凌與歧視，以及勞資爭議等問題。後續彰縣府也到校內進行相關審查，針對職場霸凌與歧視申訴不予成立，安迪再向勞動部提起訴願仍未成立。
至於勞資爭議的部分，一部分攸關2020年8月校方引發的工作證爭議，另一部分則與2021年校方單方面不予續約有關。關於工作證爭議，當時安迪已取得永久居留權身份，理應不必透過校方申請工作證，但校方仍執意申請．並要求安迪簽下「擔任法語老師」的合約書否則不予續約，因此雙方長達19天屬於「無僱傭關係」的狀態。
安迪指出，19天期間他仍到校備課、參與語言中心會議以及全校教師會議等，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而因校方開會通知文件並沒有列出安迪的姓名，再加上Line群組對象為多人，並非特別針對安迪傳達訊息，法院認為難以證實校方要求安迪提供勞務等。即便安迪主張校方應給付工資約4萬多元，最後未有結果。
而關於2021年校方單方面不予續約的問題，法院依照《民法》第488條規定，認定安迪與校方屬於僱傭關係，當僱傭關係期限屆滿時，雙方之間的關係消滅也屬法律保障範疇。2022年10月一審判決出爐，安迪雖然敗訴、心有不甘，但也決定不再上訴。
高教環境潛規則多 外師勞權誰來保護？
回想遭校方要求僅能開設法語課的那一年，安迪說：「你無法在那裡快樂地上班，但是你在教室裡還要假裝自己很快樂。」他不想將自己與校方的衝突帶到課堂，然而離開教室，待在職場的每分每秒都讓他感覺自己像空氣一樣，不被任何人在意與正視。為了避免禍及同事，他不敢輕易地跟同事談天說地。壓抑的職場氛圍讓他更顯孤立無援，即便他仍想善盡本分當個好老師，最終校方仍以契約到期、法規等理由不予續聘。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坦言，處理教師爭議多年，由於高教環境充滿升等、評鑑、續聘等「潛規則」，本國教師為了顧飯碗，往往未必願意冒著風險挺身而出爭取權利、改善制度。林柏儀表示，當教師跟安迪一樣屬於「一年一聘」、專案教師或者兼任教師等編制外身分時，更難以對體制發聲，往往選擇噤聲居多。
也因此，林柏儀認為安迪很顯然不是順從潛規則的勞工，也是少數願意為了己身權利勇敢站出來的外籍教師。尤其安迪願意花時間瞭解己身勞動契約以及台灣法規，並且主動向校方提出問題。過程中安迪向林柏儀詢問許多問題，包括合約上是否應明訂續聘與否等規範？校方是否需負擔安迪合約銜接期的行政工作薪資？以及校方是否應負擔勞工退休金等。
面對安迪的提問，林柏儀表示，提出相關質疑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高等教育勞動現場處處潛規則，這些編制外教師不是《勞基法》保護對象，也不是《教師法》適用範圍，一旦被黑掉，校方往往忽視教師專業表現，並透過契約到期等方式不再續聘。「很多學校都是這樣，面對編制外老師都是一副施捨工作的樣子，你不要這份工作還有其他人要。」林柏儀感嘆著說。
同時林柏儀指出，尤其安迪本身屬於編制外教師且具備外國人身分，以台灣法律來看確實缺乏相關保障。以續聘與否為例，林柏儀提到即便《大學法》明訂「教師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等重要參考依據」，歷年來教育部並沒有好好處理編制外教師被任意不予續聘的情況。一旦教師認為遭不予續聘等處理方式有問題，往往必須透過訴訟程序解決。然而以現實處境而言，編制外教師光是養家糊口已是一大課題，更遑論放棄工作、打官司等風險。
而在工作方面，一般編制內專任教師一學期約負擔9學分課程，若身兼系主任等行政職，也有行政加給等額外收入。反觀編制外教師每學期需要負擔更多學分，甚至必須被校方要求執行許多行政工作。「校方潛規則大多以『不續聘』作為威脅，或者以『轉正』作為誘因。」林柏儀表示，當今高等教育發展複雜化，教師不只負責教學，更要負擔開會、招生、研究等工作，導致編制外教師慘遭校方「用完即丟」等處境，上述情況對外籍教師而言更為不利。他指出：「以前因為環境單純、勞資關係友善，外籍教師不會被欺負。現在是環境複雜、勞資關係緊張，第一個被犧牲的就是搞不清楚狀況的外國人。」尤其有些外師不諳中文，更容易產生溝通問題、遭校方排擠。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高等教育勞動現場處處潛規則，這些編制外教師不是《勞基法》保護對象，也不是《教師法》適用範圍，一旦被黑掉，校方往往忽視教師專業表現，並透過契約到期等方式不再續聘。
不受法律保護的安迪後來怎麼了？
一如林柏儀所述，安迪是罕見不願忍氣吞聲的勞工。他暫時放下工作、專心投入訴訟程序，並且細細釐清台灣法律。曾有同事勸他不要走入訴訟，不僅成功機率低甚至浪費時間，不如閉上嘴巴另找工作就好。「不要計較太多」是前同事給他的建議，也是普遍台灣勞工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但安迪深信爭取權利並沒有錯，他想搞清楚為什麼學校要這樣對他，同時他也想給學校一個機會，因此他嘗試所有方法，包括校內溝通、校外訴訟等，他也想給台灣一個機會。
「很痛苦的是，台灣政府說『需要國外人才』，我們也相信自己可以給台灣特別的經驗，實際上台灣沒有提供基本法律保障，學校不需要你的時候，隨時可以把你『丟掉』。」 體認到己身能力竟然成為台灣高教現場免洗筷，這才是讓安迪備感委屈的時刻。即便他跟台灣人一樣連年繳稅，依法申請永久居留等身份，但法規仍把安迪當作局外人，忽視他的專業能力並且排斥他投身英語教育工作。
在這些歷程中，安迪更加清楚法規制度不會保障像他這樣的外籍人士，各單位互踢皮球、一切以大學自治為前提的狀況下，導致安迪僅是「個案」，僅是每年統計數據中的千分之一，無法通盤處理。當他看到其他外師護照母國官方語言並非英語，但能在他校順利任職時，更讓他明白所謂「依法行政」僅是校方的選擇罷了。只要校方對外師不滿，校方就能祭出教育部法規要求外師離開。
安迪花費將近兩年時間，理解並認識台灣法律，他除了拜訪工會、尋求法扶律師協助，更常熬夜閱讀法院書件。比起艱澀難懂的中文法律詞彙，他更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台灣政府的法規不歡迎外國專業人才？「如果你是在台灣的外籍人士，只要你是編制外老師，你不會受到勞動部跟教育部保護，這是整個社會很大的錯誤。」安迪表示，為了拿到永久居留證，他必須符合法律規範連續工作五年、表現良好、薪水符合政府規定等。然而只因他不是真正的台灣人而缺乏法律保障，更讓他難以置信台灣是個「民主國家」。
為了瞭解相似處境的勞工如何因應此種局面，安迪甚至自行搜集資料，他發現台灣每年約有5,000多名編制外教師面臨不予續聘等問題。他們可能是台灣人，也可能是像他一樣深愛台灣文化的外國人，可惜的是面對這些高等教育專業人才，政府的法律保障彷彿一把破傘。
被問起是否後悔與校方訴訟、爭取己身權利等歷程時，安迪想了想平靜地說：「不會後悔，如果沒有試試看我才會後悔。」他認為這段經歷讓他更加瞭解台灣社會針對外師的工作與法律還有哪些不足之處，以及台灣高等教育勞動環境的問題等。對他而言，找回「被拿走的權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即便這些過程幾度讓他心累又心碎。
公庫資料照／2017年9月27日，也就是教師節前夕，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帶著五株盆栽前往教育部召開記者會，高教工會表示，盆栽分別象徵現今高等教育勞動環境中最需要照料的群體，分別是博士後研究、研究助理、助理教授、專案教授及兼任教師，呼籲政府改善高教工作機會與勞動條件。
邁向雙語國家的台灣 法規是否雙標呢？
王小姐是安迪的太太，這幾年跟著安迪共同力爭相關權利與保障。王小姐指出，私立大專院校外籍教師形同體制內的陌生人，更是《大學法》、《教師法》與《勞基法》三不管地帶的邊緣人。他痛批政府以《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歡迎外籍人才，並且提供結合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四證合一的「就業金卡」作為誘因，讓符合資格的外國人才可自由尋職、就職與轉換工作等，實際上一旦發生勞資爭議，根本沒有相關配套措施給予保護。
尤其面對安迪的困境，王小姐表示外籍教師僅有一紙合約作為工作保障，只要合約不違反《民法》規定，其他都不是問題。王小姐深知安迪的護照母國並非英、美等優勢國家，在台灣也未有大使館等相關單位能替安迪發聲，然而面對此種局面，台灣政府仍推行「2030年雙語國家」政策，明顯忽視外師的工作權利與相關法律保障。
林柏儀也提到，台灣政府針對高等教育提出人才流動、雙語國家、新南向等政策，實際上不但配套措施未到位，也未給予外師語言協助等，又該如何讓願意來台發展的外師人才安居樂業。公庫記者也針對外師聘僱爭議致電大葉大學，校方表示語言中心聘僱外師必須符合教育部法規，若有違法情事恐將影響校方申請補助款等各項發展。
綜觀而言，只是因為安迪來自官方語言非英語語系的國家，再加上任職於大專院校語言中心，並且曾對校方合約提出質疑，導致他只能赤手空拳面對這些「合法不合理」的事情。
捍衛勞權本無錯 台灣法律不給路、勞工自己找路走
縱使法律冷酷無情，但聊起過往教學經驗時安迪仍然相當開心。他發現有些學生之所以英語成績不佳，主要是大部分教師以考試導向為主，無暇關注成績較為落後的學生。也因此他時常向學生分享自身學習中文的經驗，鼓勵學生每週上課至少開口兩分鐘說英語。
後來呢？有些學生越來越有自信開口說英語，更有些學生順利出國讀書，也不忘與安迪分享國外的生活。「會不會有學生開始關注你跟學校之間的爭議呢？」面對公庫記者提問，安迪表示確實有些學生想瞭解他的近況，以及為何不在校內任職等。但面對學生提問，安迪僅是笑笑帶過，他希望學生能記住學習英語的快樂就好。
歷經近兩年工作空窗期，安迪想起這一切仍歷歷在目。去年，高教工會收到一盒禮物，這是來自安迪的彌月禮盒。如今安迪一家人迎來嶄新的生活，他除了滿心感謝工會給予的協助，也衷心期盼台灣政府能給外師更多保障。
回首16年前來台就學的決定，安迪仍不後悔。他想用行動證實爭取權利的人並沒有錯，也想告訴孩子以及在台灣打拼的每位勞工，爭取權利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台灣政府是否正視這塊土地正在發生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