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公民人權聯盟
近期檢察系統量能不足，導致基層檢察官極大的反彈。即便法務部提出增進人力計畫，仍無濟於事。前日劍青檢改發出聲明，高喊檢察官過勞！要求法務部再增加人力。
今（23）日台灣公民人權聯盟舉辦「檢警分工」座談會，邀請立委、法務部、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參與，尋找制度檢察官過勞的制度解方。
檢察官與警察分工合作的合作模式，早已在世界各國有跡可循，今日座談會依據議題分為三大面向：
1.警察與檢察官的專業及分工
2.提升警察偵查專業化
3.合理的刑事警察績效制度
關於警察與檢察官專業分工部分：
法務部檢察司范孟珊主任檢察官於報告時表示，警察與檢察官追緝犯罪者的心是一樣的，警察主要是進行偵查，儘速破案，而檢察官除了偵查以外，更要注意偵查過程證據取得的合法性，彼此合作。但如果以警察偵查，檢察官起訴的方式進行，以日本為例，檢察官仍需花時間補充偵查，並未能減輕壓力，如要引進台灣，需要再討論其他配套措施配合。
與談的開南大學兼任教授鄭善印則認為我國檢察官權力過大，檢察官就是唯一偵查主體、警察只是輔助單位，檢察官可謂完全控制警力實行，這是戒嚴時期來的體制，至今仍未改變。
而目前造成檢察官出走潮原因，即是工作重複、無效監督的問題。
因此主張微型雙偵查主體，檢察官改以主力放置於高層的白領犯罪，專責經濟、公司、稅務、環保，由其專注於該等類型，能發揮高效的法律專業，促進該類型犯罪的司法效能。而警察簡單以藍領犯罪為主，該等犯罪要有經常的掃蕩、監控，所以由警察來專責，並由檢察官適度監控。
同是與談人的前中央警察大學教授黃朝義更是火力全開，直指台灣的檢警關係十分畸形：1935年以前，警察與檢察官都有偵查權，但法務部在1935年因為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考量而削去警察的偵查權，導致現在制度檢察官有偵查權利（警察沒有偵查權），自己可以選擇案件展開偵查，且檢察官亦可將案件偵查義務移轉給警察，同時檢察官也享有審查警察案件之偵查（刑訴228條以下）。也就是說檢察官對警察一方面具有法律監督權，另一方面同時居於偵查主導者地位之思考。
而沒有偵察權的警察，往往因為無法偵破某些案件，以警察首長下台的方式來負起政治責任，而握有偵查權的檢察官卻相安無事，顯然矛盾，此可謂為舉世所無之怪現象。
對於警察偵察專業化：
刑事警察局科技犯防中心林建隆表示，就以數位偵查來說，隨科技日新月異，各種數位詐騙層出不窮。台灣警察應對上，不僅打造各種層級的防範組織，並且設有課程授予現場蒐證、數位鑑識、通訊偵查等。以台灣警察的數位打詐成績，是走在世界前端，深獲肯定的。
與談的游毓蘭委員則以立委角色，以「科技偵查法」立法進程作分享，認為主管虛擬貨幣的政府部門，在管控上沒有跟進，尤其是虛擬貨幣詐騙案大增的現在，希望政府修法時「以人為本」，儘速通過修法。
另外警察為我國第一線偵查犯罪人員，但要建立起良好的社會秩序，必須強化資源的挹注才能更促進警察效能。
就像以預算來說，警政署跟數位發展部差不多，但警政署有7萬多人，數位發展部大概數百人，相較下，不禁讓人為警政資源感到可悲。
整體來說，應該要強化科技硬體與法律專業，讓這兩大利器能協助警察第一線解決問題。建議重視警察議題，並賦予第一線警察該有的偵查工具，才能最大效能促進司法效能。
另一名與談人，中央警察大學林裕順教授認為，以我國刑事訴訟法，與日本有相似體質。日本在打造司法效能上，是透過少數檢察官再搭配充足警力，而其成果，相較歐法一點也不遜色。
因此，以目前我國法務部在解決司法量能癱瘓的問題上，是採招收四百名檢察官助理，其實是不適當方法。應該透過檢察官與警察的良性分工，賦予警察適當偵查職權，才是真正能解決司法量能的方法。
另外，以司改來說，警察議題一直不被重視，但警察是打擊犯罪第一線，如果不願促進警察體制、環境改善，這是司法改革的本末倒置。因為偵查不提升品質，又怎麼期待審理能符合期待？
與談人林帥孝律師特別提醒警察同仁，需多注意憲法法庭及法院對於偵查手段合法性的見解，如功能訊問的要求、身份關係拒絕證言權告知義務、概括搜索禁止原則、自願同意搜索的筆錄僅能在事前簽署，不能在事後補正等等。
關於合理的刑事警察績效制度：
則由刑事警察局報告現況，分別由毒品查緝中心吳東文主任、打擊詐欺犯罪中心蔡坤益主任、偵查科鄺慶泰科長針對犯罪偵查的績效進行全面報告。
報告提及了毒品追緝、國人最關注的詐騙案件成效等等，揭露警察同仁偵查的專業程度不容小旭，可見警察確實可以分擔檢察官的部分偵查工作。
與談人章光明老師表示警察績效制度可以注重過程及品質，而不是只看KPI。另外配合每個社區而設置不同的績效制度，是警察制度進步的地方。但如要檢討績效制度的進步，應該要與前後端合作的政府部門，做通盤檢討。
而代表基層警員的警工會蕭仁豪理事在與談時，則提出績效制度或其他制度的盲點，例如績效標準不一、警察對毒品固定報到採尿的案件，被採驗對象只要陽性即逮捕，但警察卻無戒癮戒治的治療方式，明顯無益於毒品案件。
而在績效改革後，警工會調查，2023年警察曾有自殺念頭的人上升到11%。不利於基層警察工作。
對於績效制度的建議上，蕭仁豪以美國為例，美國明文禁止績效配額制度。如果台灣真的要進行績效制度，應公開每年績效制度的目標訂立計算方式，而不是黑箱作業。
同時也要求政府單位，應該與基層員警溝通，組建工會。期望在績效制度改革上，建立合理的工作模式、合理的工作量、合理的待遇、合理的評價。
透過今日座談專家學者的意見交換及討論，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發現一昧增加人力只會徒勞無功，應該解決制度面問題，並提出檢警專業分工作為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