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鵑如
今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鑽石水族世界」，也是百萬首獎得主，評審認為本片記錄了台商在異鄉開拓事業的複雜與困境，呈現較少被關注的社會現象。導演黃琇怡來到《燦爛時光會客室》接受訪問，述說橫跨5年期間在緬甸拍攝的心路歷程。
本部紀錄片拍攝了台商小杜哥前進東南亞創業的致富夢，雲林人小杜哥帶著在台灣20年的養蝦經驗來到緬甸「開拓」，目標成功致富返鄉，但是卻因不同國情、社會及文化遭遇事業危機、危及生命安全（在此先不爆雷）。後續小杜哥遇到了有著養蝦夢的緬華混血女孩小蘇，正巧小蘇的父親20年前在緬甸曾開挖蝦場，小蘇與緬籍先生Jojo結婚後決定回到緬甸，並與小杜哥合作，創設「鑽石水族公司」，這也是片名「鑽石水族世界」的由來。
「鑽石水族世界」9成素材在緬甸當地拍攝，紀錄片團隊必須長期在緬甸生活，以極低預算、約180萬，花費5年時間完成製作。黃琇怡說自己從2017年開始找拍攝對象、田調，過程中也去印度、香港及中國，觀察產業相關脈絡，後來專注在影片主角身上，梳理在養蝦創業過程中，不同價值觀的人們尋求翻身致富的生命歷程。
台灣怎麼看待東南亞？從台商真實歷程看起
黃琇怡是雲林人，他過去的作品談河流、六輕環境議題等，但是身為在地人面對六輕議題很難不陷入複雜膠著的權力關係裡，因此他想把自己抽離，看看其他國家怎麼對待河流沿岸開發，於是他想到了中南半島的湄公河，便申請「流浪者計畫」，計畫著從泰國、寮國到緬甸，順著湄公河來到湄公河三角洲。他在過程中遇到很多台灣人在此生活工作，有人開旅館、有人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或工作外派到東南亞去，他好奇河流兩岸的人怎麼與河流共存，以及來到此生活的台灣人是用什麼心態方式在當地生存？黃琇怡回到台灣後就帶著這個疑惑開始找拍攝對象。
尋找拍攝對象很不容易，黃琇怡當時設定要找踏到東南亞打拼的台灣人個體戶，雖然黃自己認為他想要拍攝的不是創業成功的故事，而且田野過程中很多人的故事都很精彩，但不見得每個人都願意被拍攝，且被拍攝者總是希望被看見的是成功的過程。直到2017年黃琇怡遇到了剛好準備出發要去緬甸創業的同鄉小杜哥。
黃琇怡說紀錄片前半段跟著小杜哥前往緬甸，遇上小杜哥創業初期時「驚心動魄事件」的轉折，當時很幸運遇到另一個主角語言相通的小蘇，且小蘇的爸爸20年前就已經挖好蝦池，促成兩人合作並重新開始，有種冥冥中注定好的走向。
紀錄片後半段小杜哥、小蘇及小蘇的緬籍丈夫Jojo建立新蝦場的過程，還要聘僱緬甸當地人工作等，黃琇怡提到，對小蘇來說自己是陌生人，Jojo更不喜歡被拍攝，這段影像紀錄要打入小蘇及當地緬甸人的圈子頗有難度，耐心要比在台灣花更多，大約相處半年時間才稍微跟小蘇及當地人培養關係，且蝦場位於很封閉的地方，攝影機的拿捏要很小心。「我好想再多了解Jojo一點，但我必須要讓自己放下攝影機才能親近，比拿起攝影機還要更困難。」
黃琇怡說尤其小蘇與Jojo因文化經驗落差而不理解紀錄片，身為導演很難解釋他要來緬甸拍這個做什麼。有次小蘇突然好奇攝影師在拍什麼，他就把影片接上電視給他們看，他們在螢幕看到自己與攝影師一起在推車，覺得非常有趣，笑成一團，在花時間的相處下，小蘇與Jojo才慢慢接受攝影機的存在。
異鄉創業困境在於不了解
「為什麼想拍臺灣人去東南亞創業？可以看到我們對彼此很不了解，很多衝突是兩個國家的文化與生活型態下不同所造成的。」在片中可看到小蘇稱呼小杜哥為師傅，黃琇怡了解到身為師傅或老師在緬甸文化裡是滿崇高的角色，在緬甸人心目中代表地位高。黃琇怡拍攝時一開始不清楚緬甸員工對台灣老闆小杜哥的態度為何，但發現他們與小杜哥互動時會帶有代表尊敬的手勢。
黃琇怡看到蝦場員工平均20歲，來到偏鄉蝦場如此封閉的地方工作，沒有其他娛樂，因此他們會相約跳進蝦池游泳玩水，或是下雨也要去踢足球，靠運動宣洩，找到自己覺得快樂的生活方式。相對於老闆身份的小杜哥，對他來說創業是很大的賭注，除了面對投資者的壓力，還有當地不穩定的政治跟各種狀況，造成他很難開心面對，常常臭著一張臉，也因此會看不慣員工的工作態度。
勞雇、合夥關係因雙方期待與認知有落差，也導致後續必然會產生衝突。在片中也看到因為語言關係，很多時候小蘇是中間翻譯人，他需要翻譯緬甸人與小杜哥兩邊的對話，衝突發生時為了要和緩兩邊情緒，讓蝦場和平營運，傳話後仍可能會引發兩邊的誤會，到最後片中重要片段，讓彼此都聽到心裡真正的想法。
黃琇怡跟小杜哥一樣不會緬甸話，也不瞭解緬甸國情，來到蝦場這麼封閉的地方是如何應對？他說自己與攝影師進到緬甸時先是拿觀光簽證、再改拿商務簽證，而在緬甸相關規範是不可以待在一般人家的家裡面，所以剛開始團隊在當地蹲點時必須非常低調，自己、攝影師甚至小杜哥有大半年時間遇到外人靠近時會選擇躲起來，他們也花好幾個月時間適應當地狀態才能外出。
黃琇怡說到從緬甸最大城市仰光前往位於「若開邦」的蝦場，白天要8小時、坐夜車12小時，需跨過一個山頭，途中有3個軍事檢查哨。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是沒有過的經驗，他雖然想拍攝但仍過於敏感，因為陌生而產生恐懼，第一次經歷的時候非常緊張。
這部片存在著不同角色之間關於國家文化、族群、文化、階級、勞雇、權力、夥伴、性別等具有張力、交錯複雜的關係，使得導演黃琇怡自己也被捲入其中。面對拍攝倫理及當下的情勢，黃琇怡一開始雖保持距離拍攝，但也選擇自然而然的處理擺在眼前的複雜因素及衝突。
本片會看到導演與拍攝者長期相處之下，漸漸的成為他們的告解對象，但黃琇怡認為「這完全不是我一開始想像的！有時候我也不想要知道這麼多八卦。」他認為在這麼封閉的地方，當幾個被攝者發生狀況時很自然的會找上他幫忙，例如溝通、談心事或借電腦，彼此的關係一直在變化。黃認為很難照著原本的想像去拍攝，因為這就是在身處在這個環境裡頭，且自己也不避諱讓觀眾知道，所以當自己無法避開鏡頭時就一起拍進去。「我當然也想不到後面還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只是針對眼前的轉變來處理。」
但是黃琇怡仍有作為導演的界線，比如說小杜哥找他談話時他不會告訴小蘇，需要拿起攝影機拍的時候他會選擇將自己與對方的對話拍下來，但是作為他們的朋友時就不會進行拍攝，雖然會給建議但不會左右他們的決定，必須要劃分好界線。
開發還是破壞？外來者與當地人的角力
主持人管中祥則提到關於東南亞重要的湄公河，讓他想起曾看過一部紀錄片「柬埔寨之春」，是關於河岸旁居民對於國家引進的開發，造成對人民的壓迫，迫使人民起身抗爭。他想問黃琇怡是怎麼看待東南亞農村人民的生活處境，如何面臨他國進駐開發等複雜政商關係？
黃琇怡認為中南半島是一個資源豐富，但經濟勢力範圍相對比較弱勢的地方，比如說他看到湄公河沿岸都在做水利開發，非常多的水壩，很多出資者是中國或泰國等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國家。破壞環境的狀況也越來越嚴重，像水壩攔水之後，在越南開始有鹽化、海水倒灌等狀況，對於湄公河三角洲是很大的威脅。雖然人民起身反抗，但是他們面對的是強大、想要開發的軍政府，可能很容易被殲滅。
黃琇怡說自己在緬甸拍攝以來，遇到的緬甸人都很純樸善良，可能跟緬甸是佛教國家有關係。但是緬甸本身有著非常複雜的政治因素，如果撇除這些複雜因素，他會想像緬甸可能像是不丹一樣的國家，保有樹木河流及自己的文化，不必然要跟進快速的城市發展。他提到Jojo跟他分享：「台灣人很努力，好拼喔，也許是緬甸人應該要學習的。但是台灣人壓力好大。」
黃琇怡說影片完成後，被攝者小蘇與台灣的家人都看過，某部分像是「家庭錄影帶」的感覺，讓小蘇在台灣的家人可以了解到他在緬甸創業過程發生什麼事情，也讓小蘇回頭看當時與夥伴小杜哥的冷戰、隔閡，反思當時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其實也是希望這部片能作為溝通橋樑，讓被攝者們可以互相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