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公庫資料照）
文／希薇亞（大學生）
近日，賴清德出席了於台北舉行的台灣同志大遊行，同時也是這次唯一出席的總統候選人。然而，相比蔡英文或其他民進黨籍的政治人物，賴清德往年都沒有出席同志大遊行，唯獨這次自己參選總統時才有抽空出席，加上目前賴清德也還尚未提出具體的同志政見和政治承諾，不免讓人懷疑主要是為了政黨政治和選戰上的考量。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賴清德曾於2017年表示：「現在愛滋病的病人主要的來源，已經不是針頭所引起的，而是同性戀，男男同性戀之間所引起的。」另外，前陣子賴清德提出的社福政見中，賴也表示：「落實成癮性行為的預防與處理，目標四年內將我國非法藥物終身盛行率降至1%，並發展成癮性物質介質技術方法與模式，以減少社區滋擾事件，降低物質使用者污名化效應。」我們必須謹記，愛滋和藥癮是在台灣的LGBTQIA+社群，尤其是男同志社群，在歷史上和制度上所遭受的污名。
誠然，筆者肯定賴清德對性別平權的支持，也願意相信其並無惡意，且相對於其他幾位候選人，賴的團隊確實有較強的招攬專業人才、收攏專業意見等能力。然而，以目前賴清德的論述和所提出的政見來看，賴對於性別議題顯然還是較為不熟悉的。筆者認為，賴清德團隊不妨趁這次同志遊行餘溫，對愛滋和藥癮議題進行深化。
高風險族群？高風險行為？脆弱群體！
一直以來，台灣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歷史性地習慣使用「高風險族群」來理解疾病感染問題，尤其是在愛滋防治領域。而為回應潛在的污名化問題，台灣的感染者權利和同志團體則歷史性地倡議「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風險族群」致力於為（男）同志社群去除污名，並將焦點轉向安全性行為的推廣，以及全面性教育的落實。
然而，這種將「行為」和「群體」分離的論述方式，雖對去污名可能有效，卻無法指出改善系統性、制度性的健康不平等。特別無法將感染連結到經濟不安全、家庭拒斥和無家可歸，以及遭受暴力等結構性問題。從目前有限的證據來看，遭受家庭拒斥或無家可歸的LGBTQIA+青少年、受暴跨性別婦女、性工作者和性販運受害者，經常不成比例地承受各種健康風險，也更難獲得倖存和復原所需的資源和支持。
因此，海外更常見的說法是「脆弱群體」（vulnerable groups），筆者也呼籲採用這種說法。一來，這種說法清晰地指出健康不平等，去污名同時強調「資源重分配」和「能見度」的重要性。二來，「脆弱」一詞含有需要國家社會、社群的積極保障和協助的積極意含，有別於「高風險」一詞含有的社會排除和隔離等負面意含；三來，這種說法不僅能有效指出結構因素，進而避免了與（新）自由主義合流的「問題個人化」傾向，能夠提供「以社群為基礎」的療育和支持系統。
連結藥癮、創傷與不平等
根據聯合國毒品暨犯罪防治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2018年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的女性藥癮者都經歷過性侵跟家暴，許多還是受到男性伴侶影響。而根據美國愛荷華州的研究顯示，女性藥癮者93%在過去六個月遭受過心理虐待，67%在過去六個月遭受過身體虐待。然而，相對於許多西方國家，台灣的暴力防治體系和藥癮復元體系卻有嚴重的橫向連結不足，甚至可說是斷裂，在台灣的婦女庇護所和兒少安置機構也較少提供藥癮相關的復原和支持系統。
與此同時，目前台灣在制度上也欠缺提供給男性和多元性別的家暴庇護安置體系，性暴力相關的申訴、求助和創傷復原等機制也經常不夠性別友善，或是嚴重缺乏可近用性。然而，性別不一致、跨性別、間性人和非二元性別者不成比例地遭受性、親密和家庭暴力威脅，擁有原住民族、新住民、居住於鄉村區域、低教育程度和低社經地位等弱勢身份者處境更為艱困。為此，在制度和服務方案設計上應該連結藥癮、創傷與不平等，藥癮復元專業訓練過程也應具備創傷知情、性別與種族敏感度和結構視野。
重新思考污名和社群之間的連結
過往「去污名」導向的倡議和社會運動路線，經常會造成LGBTQIA+社群內部弱勢者的邊緣化和小眾化，也會使得部分實務議題，如性暴力和親密暴力創傷復原，變得更加不可言說。甚至還很容易落入單軸線（single-axis）視角，忽視種族、世代、階級和城鄉差距等面向，以及這些因素複數存在時的「共構」和「交織」。更嚴重的是，有時候以去污名為核心目標的路線，某些時候可能會對弱勢群體的「資源重分配」和「能見度提升」造成不利的影響。
女性主義和酷兒創傷研究者指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污名、創傷與社群之間的關係，與其斬斷LGBTQIA+社群和愛滋、藥癮或遭受性暴力等污名之間的連結，不如將LGBTQIA +社群視為提供機會和療育的沃土，並且如同上個世紀的運動前輩一樣，為需要相關資源的人們，包含那些順性別異性戀的愛滋感染者、藥癮者、身心症和身心障礙者、無家可歸者、受家暴和家庭拒斥的年輕人，以及性創傷主體張開雙臂，建立起共同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