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第444集｜後·⾰命時代的記憶 看見潘小俠與高仲明

文/楊鵑如

「2023第4屆人權藝術生活節——自由的靈魂」即將在今年12月2日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開展，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訪問到其中一項攝影展《有人•有影•有跡──潘小俠 × 高仲明對照展》策展人謝佩霓，他將介紹策展內涵，分享為何「對照」兩位攝影家作品及策展想法。

一位攝影家是4年級生的潘小俠，長期以強烈手法拍攝白色恐怖受難者肖像的台灣攝影家，知名的攝影作品還有長達40年在蘭嶼拍攝的記錄。另一位是來自香港、新聞攝影記者出身，長期關注弱勢底層的6年級生攝影家高仲明，他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拍攝大量珍貴歷史記憶。策展人謝佩霓以對照手法同步展出二位攝影家不同時空的作品，延伸港台兩地人權抗爭的歷史與未來。

「在這個影像時代，人人都是攝影師、容易獲得攝影作品的時代，如何透過影像去談基本人權的核心價值？」謝佩霓表示，本次策展是應總策展人鴻鴻邀請，同時兩位攝影家也是他熟悉的朋友，他認為潘小俠與高仲明的攝影紀實不管在影像美學、故事性發展乃至於片刻的吉光片羽，拍攝決定的瞬間變成歷史時刻的高光，兩位都能作為重要參照。

為何要對照港台攝影家作品

為何主題取名為「有人•有影•有跡」？謝佩霓提到各種事件發生當下，人們會以無憑無據，或者用客語來說叫「無影無跡」，來否定事件的存在，剛好影像就能證明事件存在。他認為過去在文字或口述歷史部分，可以控制內容與通路，即便曾經的存在也會變成子虛烏有，但是在影像留存的時代，第一時間的現場及連續性的拍攝，就不能說沒留下痕跡，甚至能記錄許多不合體制、不合時宜或政治不正確的內涵。

謝佩霓表示兩位攝影家是記者出身，但在紀實性、故事性及藝術性這三層考量來看，攝影本身未有太多後製、渲染，影像具有故事性及感染力才有辦法造成相當的影響力，再用影像的藝術性作為串連格外重要。因此從原本雙個展的發想，最後選擇是「對照展」，以並置兩位攝影家的照片的方式，讓港台之間互為文本、互為表裏、互為參照或者互補，又是各自獨立、互相支持。

不同世代且不同拍攝手法的潘小俠與高仲明，謝佩霓說他們本身的人文性會產生兩系列作品，一種是自發性的拍攝，例如潘小俠受到人類學家劉其偉筆下敘述的達悟族文化感召，年輕就自行前往蘭嶼拍攝，一拍42年，完整紀錄當地耆老過世、兒孫輩長大成人的過程，後出版攝影集《蘭嶼記事》; 高仲明曾在7年間拍攝香港3位露宿者，爾後延伸到日本大阪西成區、台灣台北車站的街友等。

第二種是任務性的拍攝，記者出身的他們，被派遣到事件發生的前線，例如80年代潘小俠拍攝還我土地運動、農民運動及學生運動等，並拍攝二二八受難者的攝影集《白色烙印1949-2009人權影像》，高仲明拍攝香港反修例運動、香港抗爭者群像《港傷》等，他們拍攝角度較為自由、多樣性，沒有被標準化或裁減，除作為紀實攝影，也是真實世界的歷史紀錄，足以為後人做為反思及如何看待歷史的重要參照。

拍攝難見光的底層日常生活 溫柔以待

兩位攝影家拍攝影像的基本核心價值不全然為了政治需求，他們都非常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潘小俠的攝影集《夜巡》及《醉巡》二部曲拍萬華茶室小姐，他拍攝時為了遮掩小姐們的臉，會一手拿打火機、一手拍攝，藉火光遮掩人臉，以防曝光妨害他們生活。

高仲明的《港傷》系列照片，追蹤拍攝被香港警方暴力對待的抗爭者，為了不讓抗爭者過度暴露特徵，用逆光方式拍攝人像，使抗爭者的臉部呈現陰影，背後卻發散出光芒。

本次對照展安排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仁愛樓。謝佩霓說對兩位攝影家的作品不只是單純展示影像而已，還會進一步讓大家感受到攝影家的存在。例如在潘小俠的的年代需要自行沖洗照片，因此同步呈現暗房的感受，而潘小俠的照片「不修邊幅」，會保留顯影過程相紙的粗糙與手感，希望觀眾關注當年攝影師讓看不到的影像變成可見的影像所留下的印記。他認為攝影家的存在不是在鏡頭之後，而是包含顯影過程的參與，因此也有安排潘小俠生前一段口述歷史的影像紀錄，與富有人文關懷的潘小俠隔空交流。

高仲明的影像則展示在以前關押犯人的地方、一間一間的小牢房裡，體會類似被囚禁的壓力。謝佩霓提到高仲明拍香港住屋困境「劏房、籠屋」，呈現香港底層人民在夾縫生存，讓大家直接面對一個靜態影像，其壓力跟張力是最巨大的。謝說到他的技巧是用由上往下的俯拍，因為「劏房、籠屋」已經狹窄到除了從上面以外，是沒有空間拍全景的。

相較於潘小俠，高仲明的影像色澤較暗沈陰鬱、低光度呈現，但也有溫情的部分，高一再回訪遊民，得知一位露宿者雄叔離世後協助找尋他的家人，也多次回訪大阪，陪著無家者變老。

攝影家的生命歷程融入攝影作品

潘小俠於今年7月逝世，享壽69歲。謝佩霓原本以為潘小俠可以親自看展，這是潘小俠過世之後，第一個全面性有系統的作品展出。對高仲明來說，這是他落地台灣後較完整回顧的展出。

為何不只展出二二八、香港反修例的相關影像？謝佩霓認為優秀攝影家不應只貼上政治標籤，必須整體的呈現才會真實、立體。

謝佩霓說到：「世上有很多高光片刻與太陽，但潘小俠與高仲明就像是藉太陽的光，繼續用月亮的光芒溫暖我們，讓我們產生很多共感。」他認為兩位攝影家都是用平實的方式為說不出話或沒被看見的底層人民作為代言者，不是拍衝突瞬間、不是拍政治明星，攝影者本身也是弱勢族群，因為他們想傳達的議題並非全部符合主流價值。

謝佩霓也認為，紀實攝影到最後不是直指事實，因為真相是要很多角度及事實碎片 所重組建構的，永遠都有遺失的片段，所以事件不可逆，底層問題難以被解決。紀實攝影最重要的是造成人們的共感，那些底層不為人知的一面，並非要大家只看到巨大的創傷，而是人們能夠怎麼超越。

紀實、故事及藝術性影像 期望帶給社會共感

對於本次展覽將期望為社會留下什麼？謝佩霓提到，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策展對自己來說有點艱難，因為有責任要將人權透過歷史回顧並使參與者轉化為未來共同的公民素養，因此在影像時代選擇用影像呈現較為有效。

謝相信兩位攝影師可以創造微妙節點，因為他們在每個空間的每張系列照片都是一種VR （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讓民眾進入展區、瞭解歷史後，走出園區時，能夠帶著共感形成大家未來的一部份。

謝佩霓說雖然潘小俠離世，但是潘小俠的影像會陪社會繼續走下去，不只是讓實際經歷過事件的前輩或當年的熱血青年憑弔追憶，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世代從基本共感，產生感動到下一步互動、進一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