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馨慧
1980年代開始，台灣政治、經濟出現改變，社會運動風起雲湧。1986年，美商「杜邦」曾計畫在彰化縣的鹿港小鎮設立二氧化鈦製造廠，卻招來當地漁民群起抗議，當時在縣議員李棟樑帶領下，居民展開一連串抗議行動，時任《人間》雜誌編輯的鍾喬、蔡明德也在抗議開始不久後進入鹿港，以文字和鏡頭紀錄這場台灣解嚴前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他們不僅是反杜邦運動的紀錄者，更是重要的參與者，《人間》雜誌也採訪過反杜邦運動的核心人物李棟樑。
本集節目邀請鍾喬與我們分享反杜邦運動中，當地居民為了自己的生計和文化，如何替自己發聲？ 領袖人物李棟樑又如何在解嚴前夕的狂風之中，掀起台灣社會運動的波瀾？
反杜邦運動開始後，正在服役的鍾喬偶然在報紙上看見這則消息，於是向當時正在試刊時期的《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提議要重視這場抗議行動。陳映真與鍾喬認為，反杜邦運動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有兩項必須重視的原因，其一，美商杜邦身為跨國大企業，卻製造環境污染，對在地造成危害；其二，反杜邦運動其實是一場「預防性」的抗議行動，以捕撈、出口水產為生的鹿港居民對於尚在籌劃階段的、具有強大資本力量的美商杜邦公司到鹿港設廠一事，展現強烈且堅定的反對。
鍾喬退伍後，隨即和《人間》雜誌攝影記者蔡明德前往鹿港。在《人間》雜誌第十期裡，鍾喬以兩篇文章來報導反杜邦運動，第一篇《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從鹿港人的觀點來描繪這場工業污染下的人文反撲，第二篇《風雨大杯酒》則勾勒出行動的反杜邦運動的領導人物——彰化縣議員李棟樑，如何登高一呼、赤手掀起台灣反公害運動的浪潮。
1960、70年代開始，台灣大力發展經濟、犧牲農業，付出大量自然成本、社會成本創造出所謂的「經濟發展奇蹟」。一直到1980年代，為了經濟奇蹟而造成的人為破壞開始反噬，河川污染、廢氣排放充斥台灣環境。鍾喬直言，「我還記得，當時全台從基隆以下到南部，沒有一條重要的河流沒被污染，」土地污染的嚴重性不言自明。
當時也是台灣民間力量開始厚積薄發的年代，反杜邦運動原本只是在地居民捍衛家鄉的發聲行動，最後卻演變為1980年代激起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里程碑，這場運動背後的重要推手就是李棟樑。
李棟樑原先在鹿港經營父輩傳承的百年香舖，後來加入鹿港青商會，由於熱衷公共事物又有社交手腕，李棟樑在1985年初次競選就高票當選彰化縣議員。1986年，美商杜邦計畫在彰濱設廠，李棟樑得之後便帶領民眾展開一連串連署、抗議，獲得廣大迴響，最後成功逼退杜邦。鍾喬指出，由於經營香舖，李棟樑與在地居民關係緊密，加上平民出身的背景，在李棟樑身上展現很強韌的草根性，能在短時間內凝聚在地民眾的共識。「鹿港漁民凌晨出海捕魚，結束辛苦的工作之後，會自發地走到李家的香鋪，幫忙摺抗議行動的傳單。」鍾喬分享當時的情景，足見這名草根性反公害運動的象徵人物，具有多麽強的號召力。
說到李棟樑，就不得不提到他豪邁的好酒量。鍾喬在《人間》雜誌裡，以「風雨大杯酒」為標題來紀錄李棟樑，「風雨大杯酒」究竟是什麼意思？鍾喬解釋，李棟樑家裏有兩副書法對聯，是鹿港的國寶級書法家施得英先生所贈，對聯上寫著：「風雨弋杯酒，江山萬里心」，
此一「弋」字出自《詩經》的〈女曰雞鳴〉篇，指的是繫繩的箭。然而，當時李棟樑的家人們都會將「弋」字錯看為「大」字，於是出現「風雨大杯酒」這句話，貼切地勾勒出李棟樑為人豪爽、大氣、好酒量的形象，更能用草根的精神來連結鹿港在地居民。
李棟樑除了具有草根精神，更有優秀的組織能力和靈活的應變頭腦。鍾喬分享，李棟樑作為地方政治人物，當時在組織鹿港民眾進行抗爭時，即使面對鎮暴部隊，也能不驕不躁，以踏實謹慎的心態和警方溝通，同時十分堅定自己與民眾並肩作戰，不輕易妥協的立場。李棟樑也在解嚴前夕，組織反杜邦的鹿港民眾一起搭乘遊覽車，北上到總統府前的凱道，居民們如同一般遊客來旅遊，一個接一個從遊覽車上下來，沒有激進的抗爭和碰撞，而是紛紛從胸口掏出一塊塊寫著「怨」字的紙板，表達訴求，警察見狀立馬圍上來阻止，場面一度十分緊張。鍾喬指出，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其實本意並非成為暴民，李棟樑為了保護鹿港民眾，想出了這個方法，用相對平和的手段讓民眾表達意見。
當人們談論新聞，常常預設新聞應站在客觀、中立的視角來報導事件，然而鍾喬指出，所謂「中立的報導」，表面上是兩造並陳，讓資方和勞方都有發言空間，但其實這樣的形式僅僅只是呈現雙方論述，無法更深層地檢閱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而讓抗爭者有發言的空間，更不代表他們因此擁有了更多反抗的力量。例如當時反杜邦運動的多數報導，雖然會讓抗爭者現身，但沒有觸及抗爭事件背後的階級問題。
鍾喬表示，《人間》雜誌的報導者，會去思考如何站在底層的角度檢視問題，並深入底層、親身觸摸到底層人民的生活，是《人間》雜誌的重要精神。因此在反杜邦運動中，鍾喬誌不僅作為紀錄者，隔著相機鏡頭和紙筆從外頭圍觀，也會與民眾並肩站在一起，和鎮暴部隊對峙。
反杜邦運動之後，鍾喬仍持續投身台灣環保議題，他曾踏足菲律賓了解民眾戲劇，因此從1990年代開始，將《人間》雜誌的報導精神轉移到民眾劇場，後來又被鐘聖雄與許震唐的紀實攝影展「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感動，加上2015年開始，鍾喬在台西村展開「台西村證言劇場計畫」希望帶領當地民眾，透過他們的身體去表達台西村備受六輕pm2.5汙染的故事，在驅車前往台西村的路上，鍾喬必會經過當年反杜邦運動的彰濱工業區，從1986年到2016年，這片土地跨越30年，環境污染的問題依舊以不同的方式存在、重演，鍾喬不禁油然而生一句話：「30年後，台灣的環境教育依然悲哀，環境問題是一個階級的問題，受害者永遠是社會的最底層」。
幾十年來，為了經濟發展，台灣老百姓敲鑼打鼓歡迎資本家故鄉設立工廠，希望創造更多就業和發展機會，然而事實是，企業寧用更便宜、易管理的外籍勞工，不願為本地勞工提供就業機會，留給本地居民的僅剩被污染的河水和混濁有毒的空氣。老百姓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文化行動就變成反抗的僅存路徑之一。鍾喬分享，民眾劇場讓他看見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產生的對話機制，如同陳映真說過的話：「我們能寫出這麼好的故事，是因為這些受苦的人讓我們有故事可寫，」鍾喬認為，受苦的人們用他們的故事，讓知識份子在心裡能有一面鏡子去看見自己，不論是在《人間》雜誌擔任報導者，或是從事民眾劇場，身為知識份子要如何站在民眾一樣高度的視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