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霈榆
社子島過去曾是大臺北地區重要的蔬菜產地，儘管位於台北，因地理位置被劃作不宜高強度開發的「洪泛區」，卻仍保有農村樣貌。1970年至今的禁建、限建規範始終困擾著在地居民，雖然歷任台北市長輪番喊出多樣開發計畫，卻皆為由上而下的政策思維，忽視地方人文與自然環境。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城中一座島》作者，同時也是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的廖桂賢，一同了解社子島是什麼樣的地方？為何多年來開發計畫皆受爭議？近年提出的「生態社子島」計畫對當地有何威脅？
禁建限建的社子島 水患治理下的孤兒
社子島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會之處，過去為沙洲地形，1970年「台北地區防洪計畫」中被列為洪水氾濫區，因此訂下了禁建、限建規定，延續至今，形成了與周遭截然不同的樣貌。廖桂賢教授表示，她發覺社子島在媒體中往往被塑造成悲情形象，有著落後、混亂的刻板印象，這恰恰和她認識的社子島並不相同。因此，她透過寫書翻轉社子島的刻板印象，在《城中一座島》中紀錄此地文史以及過往種種開發爭議。
廖桂賢回顧當年的禁建、限建政策，與台北盆地的水患治理息息相關，自日治時期開始，台北低窪地區治水主要採取「防堵」策略，利用高堤將可開發土地圍起，將水阻擋在外。而當時主要發展農業、經濟價值較低的社子島，因被認為不符合成本效益被排除在外，致使缺乏足夠防洪保護措施。1970年，台北市都市計畫預計在社子島的防洪計畫完備後，再提出開發計畫，這項許諾經過多年後至今，開發計畫仍懸而未決。
忽略社子島多元組成 開發缺乏地方溝通
廖桂賢指出，社子島開發遭遇多重反對聲浪，原因在於每次開發計畫皆忽略社子島的多元組成。此地存在十多個百年以上的聚落，但開發計畫卻總是將其視為同一個社區，進行整體開發。「台灣人一直有一個心態，就是農村一定要變成都市。」廖桂賢也說，他認為這樣的思維背後是土地增值的心態，可能牽涉已置產的財團，未實際解決居民的生活品質問題。社子島目前缺乏下水道、汙水處理及公園等公共設施，且難以像一般民眾一樣修繕房屋，僅能以鐵皮簡單維修，十分不穩固，這才是民眾更亟需解決的問題。
主持人管中祥表示，歷任台北市長皆針對社子島提出開發計畫，但都是由上而下的政策思維。不過他觀察到，在柯文哲初上任時，由於強調開放政府，針對社子島開發案不僅提出i-Voting投票，也辦理工作坊和民眾近距離溝通，卻反倒被民眾批評不民主。
「這些看似民主的過程，背後仍是由上而下的決定。」廖桂賢回應，實際上，在說明會時民眾的發言未被重視，而表面看似歡迎民眾參與的i-Voting，針對三項政府提出的規劃方案卻無任何具體說明，且對無設計及規劃背景的民眾，實在難以僅憑著平面圖及表格資料理解各計畫的差異，因而引發當地里長發起拒投的狀況。她批評，政府進行表面上民主的形式流程，實質上缺乏與地方溝通，投票結果反而變成幫台北市政府背書。
生態社子島遭居民反彈 生態、正義雙失
當時，i-Voting最終投票結果為「生態社子島」，遭遇許多居民反彈，甚至組織自救會反對開發案。廖桂賢表示，民眾無法接受迫遷的政策，「生態社子島」的規劃更無視現有聚落的歷史與樣態，忽略在地居民珍視的老樹或廟宇等空間，缺乏對在地了解，一味要求所有人必須搬遷。
從生態規劃的角度檢視，「生態規劃」的概念最早自1969年由lan L.McHarg 提出，強調設計時應盡可能避開生態環境敏感區，以維護當地生物多樣性，也能避免災難發生。廖桂賢表示，社子島位於兩河交匯地區，低窪且容易淹水，現行計畫要將社子島原本6公尺的地方，再加高至9.65公尺，將它開發成足以容納三萬人居住，明顯是用「人定勝天」抵抗洪水，明顯不符合生態規劃的概念，她批評「生態社子島」計畫既不夠生態，也不夠正義。
廖桂賢認為，在討論開發案時，讓在地居民參與的「參與式規劃」會是更好的選擇，可參考美國西雅圖的案例。首先，由各地方鄰里組成委員會，規劃不同性質的居民代表，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其中，第二階段再由專業顧問公司加入一同規劃討論。彙整出規劃方案後，最後透由公聽會及不斷地投票找出共識。廖桂賢強調，對政府而言可能會覺得曠日廢時，但據她在美國的觀察，大家更在乎的是「參與」，而不是非要產生結果。
管中祥認為，台灣在規劃時常常忽視地方差異性，例如民雄頭橋人因地緣上靠近嘉義市，並不傾向把自己當作民雄的一部份；麻豆人也不覺得自己是舊台南市人。在計畫時不僅要尊重差異，更要理解與溝通，以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為例，若當時願意聽民眾的意見，說不定很快就能取得共識。
緊密鄰里關係 形成天然長照村
「好的鄰里關係實際上就是好的社區照顧。」廖桂賢說，居民將社子島形容為「天然長照村」，由於當地仍處於農村的空間型態，人與人關係緊密，居民沒事就拿著板凳在家門口和鄰居聊天，來來往往的鄰居皆認識，透過日常問候便能掌握彼此的健康狀況，例如：當理髮店老闆發現某位八十多歲的奶奶已多日未上門光顧，會去詢問關心身體，甚至到府服務。如此緊密的鄰里社會網絡，在現代都市已較難發生，應設法保留，可說是不需政府花錢、建立正式制度，就能支持的長照系統。廖桂賢認為，若開發計畫實施後，當有形的空間剷除了，這樣無形的網絡便也會隨之消失，屆時政府需付出更高的長照成本，得不償失，社子島的案例同樣也能套用在台灣老舊社區的更新發展上，應更重視鄰里關係的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