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芸屏
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能改變獨裁統治？網路的開放性真的能帶來自由平等？還是在大數據的監控下，人民的一切都逃不過中國政府的社會監控網？
透過數位科技收集人民個資，打造密布人民生活的社會信用系統，中國政府藉此再造獨裁統治，也培養出能自我管制的新人類。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文字工作者，也是《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推薦序的作者阿潑，一起來討論數位監控下的中國。
數位監控下的獨裁統治 打造自我管制的新人類
《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作者馬凱是《南德日報》的記者，曾駐中國十餘年，亦曾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修讀漢學，對中國歷史了解甚深。因為這樣的背景，馬凱發現，中國自古以來所使用的統治方式並沒有太多區別，人民和知識份子的反抗方式本質上也沒有變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宣稱破四舊、立四新的時期依然如此。
不過，阿潑也指出，由於中國在1989年改革開放前長時間的封閉，在冷戰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對獨裁國家的認識仍以俄羅斯為主，對中國內部的實際狀態並不是相當了解，以作者馬凱身處的德國為例，德國親中的原因在於德國認為透過兩國的經濟合作，資本主義的發展能改變共產主義，而網路的開放性也能促進中國和世界對話，最終使民主戰勝獨裁。
但馬凱意識到即使是現代，獨裁者仍舊存在，只是以不同的樣貌出現，而科技的介入更讓獨裁者能全面控制人民。阿潑說，這本書的中文書名是因應台灣對中國「和諧」網路文化的認識而調整，在原書名《獨裁統治的再造：中國如何建立數位監控國家，並挑戰我們》中，中國利用大數據監控人民，再一次塑造獨裁統治，例如新冠疫情期間，推行健康碼作為個人的電子通行證，卻也限制人民的遷徙自由，而馬凱的這種看法同時也挑戰了西方國家過去對中國獨裁政權的理想化想像。
因為有著深厚的漢學背景，馬凱比較古代秦國的帝王統御術與現代習近平時期的統治，兩者皆透過一連串的治理術與謊言鞏固權力，使人民信服於國家，並輔以謊言背後的暴力機制，例如被消失、被強制認罪。而秦國所採用的「什伍連坐法」：將每五戶編成一伍，十戶編成一什」，若有成員犯錯必須告發，否則將會被連坐處罰，在現代則以數位科技的手段實現，藉由天眼和社會信用系統，以及人民之間的不信任，中國政府得以培養出自我管制的新人類。
除了中國的歷史縱深，由於馬凱本身是德國人，出生於冷戰時期、經歷東西德統一，書中援引納粹統治和二戰後東德監控人民的歷史，以及西方如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討論和反省極權。而在歷史之外，馬凱也引入理論，例如傅柯的「圓形監獄」，討論人如何規訓自己的言行舉止，打造柔順的身體，並將這樣的概念放置於現今的中國社會，檢視中國政府如何讓人民自我管理。
科技全面控制 逐漸萎縮的自由
有著新聞學和人類學背景的阿潑，從2007年開始就多次訪中進行採訪和田野調查。阿潑表示，雖然2008年的北京奧運為了展現國力，中國政府強制拆遷北京的貧戶、撲殺犬隻並抓捕異議人士，但中國政府卻也在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首次讓央視進入災區進行不間斷直播。同年，廈門PX環保運動和《零八憲章》皆可以看到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的現身。而對於中國當地的媒體人而言，2008年也是較為自由的一年，無論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或霧霾事件都有報導的空間，《南方周末》更曾以大篇幅留白的「開天窗」式廣告以示抗議。
但到2015、2016年，阿潑再訪中時，卻發現曾任記者的朋友們紛紛離職到網路業工作，甚至有在NGO工作的朋友被捕，只因為曾在影印店影印香港佔中的資料。而2024年的今天，阿潑說，就連任職網路業的朋友都因為日趨嚴密的網路審查選擇離職。
為何2008年仍有報導和抗爭的空間？阿潑認為，在1989年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時，為了市場自由，政治力並不會太介入民間，2008年時的胡溫政權則延續鄧小平的路線，以經濟發展作為塑造國家繁榮形象的第一要務。但在2012年習近平奪權上台後，中國的發展主軸轉變為國族主義，政治力意圖全面掌握人民生活，透過微信和支付寶的「便利生活」，政府得以取得人民的個資，再轉而控制人民。
管中祥也舉例，2008年時，學者艾曉明能進入川震災區，拍攝紀錄片紀錄死難學生家長的維權經歷，而他2012年訪中參加輿論監督研討會時，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仍可以討論如何監督政府。管中祥認為，通常新的媒體形式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是因為影響力不足以影響政權，或是掌權者尚未掌握新媒體，一旦掌權者熟悉新媒體的運作方式，掌權者就能藉由各種管制措施影響媒體運作。
黨國至上 扭曲的獨裁國家
那麼網路是否還有機會作為訊息的突破口？以新冠肺炎期間，被稱為「吹哨人」的醫生李文亮在微信上揭露疫情的例子來看，阿潑認為，先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發言人羅一鈞在PTT上看到類似訊息，所做出的反應是制定防疫政策，但在李文亮的案例中卻被認定是對共產黨的攻擊與造謠。
阿潑指出，一個健全的社會會對問題提出合理的探詢與對應措施，但在失去糾錯機制的獨裁國家，當有問題被提出時，他人的反應卻是否認問題並質疑提出問題的人，即使李文亮在死後被被平反，葬於烈士墓園，但糾錯機制本身並未改善，中國政府亦不願意承認並反省自身的錯誤。因此，即使訊息有可能透過網路曝光，但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裡仍難以被正視。
管中祥認為，這是因為想要創造真相，就必須佔有語言的解釋權。當中國政府先佔有話語權，讓人民將他人的發言都視為對黨國的攻擊時，人民就會自動相互監督、管理，例如在中國官方的論述裡，中國政府從未鎮壓過百姓，只有維穩以創造和諧社會。
另闢蹊徑的抗爭模式 在監控下突圍
不過，阿潑也以白紙革命為例，無論白紙革命的成敗，但僅僅是敢於在中國當下的政治氛圍裡參與行動，並承擔可能被抓捕的後果就相當不容易，這也代表中國可能仍有零散的異議人士在各地持續抗爭，即使被鎮壓仍然願意參與，只是因為資訊封閉導致外界無從得知。
阿潑認為，白紙革命的抗爭形式也象徵著在中國的言論審查下，白紙反而成為一種含蓄卻有力的表達方式，而北京四通橋事件和廁所革命也有類似的意義，面對網路的言論審查和北京滿街的中國夢標語，實體大字報的抗爭並不會像網路發言被迅速刪除，實體的抗議只要能讓他人看見，就有被傳播的機會。
管中祥補充，類似的例子如「大翻譯運動」和X上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都是抗爭者利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和媒體傳播形式，以掌權者意想不到的方式表達抗議，從而突破中國政府的網路審查。
觀眾提問
觀眾提問：中國在執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面監控和洗腦，真的很難想像有機會突破獨裁的狀況。
阿潑認為，以蘇聯解體和台灣的解嚴的例子來看，當掌權者已經無法阻止抗議的力道時，可能就能打破現狀，不過，阿潑指出數位監控的可怕之處在於，人的監控可能還有疏漏，人也可能保有人性，但數位監控卻能滲透進生活的各方面，例如微信和支付寶、社會信用系統，或是能一秒可以辨識出14億人臉孔的天眼。
管中祥同樣認為當國家掌握越多資訊時，就越容易控制人民，不過，人仍然具有可能性，例如2008年到2012年間，異議人士以無組織的模式進行快閃抗議，讓當時的掌權者難以應變。而另一個可能性則是獨裁政權內部的變化，當底層人民對政權施壓力度不斷上升，或是國際之間對政權施壓，就可能讓政權產生可以突破的漏洞和變化。
觀眾提問：這次（按：2022年）選舉國民黨大勝的主因是因為認知作戰，那麼政府是否可能處理認知作戰的問題？
阿潑認為，地方選舉通常與地方政治和派系比較有關係。不過，阿潑並不贊成政府對資訊或言論自由做出明確的限制，一旦政府覺得討論某個議題就是認知戰，可能反而造成思想限制和干預言論自由，此外，也必須考慮政府是否有權力限制人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
除了言論自由的問題，管中祥也提到，認知作戰的目的並不盡然是改變認知，而是當假新聞進入同溫層時，同溫層更為緊密造成作戰目標內部的衝突和分裂，促使內部成員間的彼此不信任，才是認知作戰最大的目的。
觀眾提問：各國會封鎖關於新冠疫情的假消息，對於封鎖消息的看法？
阿潑認為，必須考慮平台如何判斷內容真假和判斷的原則，而這個原則又由誰訂定。
管中祥補充，這會涉及兩個面向的問題，除了台灣既有的法律，如廣播電視法和社會秩序維護法就有很多對假消息的規範，很多事物也很難有明確規範，例如在海南校長性侵幼女案中，女權運動者葉海燕為了聲援被性侵的受害者，裸上身以示抗議，但他轉貼相關照片卻被平台封鎖。管中祥認為，社群媒體的既有規範忽略了「露點」背後的原因，也忽略每個地區自身獨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此重點應該在於處理消息的過程如何進行。
觀眾提問：白紙革命後中國有甚麼改變嗎？例如中國雖然有資訊控制，但也有「李老師不是你老師」這種人可以讓外界了解中國國內的狀況。
阿潑認為，白紙革命抗爭者的行動就是一種改變，而網友的「翻牆」行為其實一直都有，例如X上的亞洲自由廣播電台、端傳媒面向中國的媒體，乃至於她自己擔任非虛構寫作的評審，也會收到許多把中國牆內事件發表到牆外的投稿，因此不管是翻牆出來，或是人在海外，只要願意透過Youtube或臉書等國外媒體接收資訊就有改變的機會。不過，阿潑也表示，最困難的部分其實是中國政府透過教育，讓人民滿足於現狀，娛樂至死而不願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