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Unsplash）
文／蘇子軒（台大醫院住院醫師）
作者：Cira Pascual Marquina／委內瑞拉媒體《Venezuelanalysis》員工、委內瑞拉玻利華大學政治科學教授
譯者：蘇子軒
【譯按】古巴被美國封鎖長達62年，報導指出古巴正面臨蘇聯解體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委內瑞拉自歐巴馬於2015年簽署的行政命令開始，也邁入被美國制裁的第十個年頭。今年四月，美國甚至宣布對委內瑞拉重啟石油制裁。
美國無疑是企圖透過經濟封鎖，推翻古巴和委內瑞拉兩個社會主義政權，讓跨國資本得以長驅直入。面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圍困，古巴和委內瑞拉該怎麼辦？本文為委內瑞拉媒體《Venezuelanalysis》對古巴知識分子盧戈（Llanisca Lugo）的訪談。盧戈是一名心理學家和大眾教育學家、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Center）的國際團結協調員、同時還是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議員。
盧戈先是簡單梳理了美國從門羅主義以降掌控古巴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的企圖，進而指出經濟封鎖何以成為當前帝國主義的首選武器：可以把被制裁國家產生的問題，轉嫁給該國政府身上，促進政權更迭。盧戈坦言，封鎖造成的危機無疑阻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然而，她仍真摯地為革命事業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下突圍，提出可能的解方。
原文標題”Countering the Impact of the US Blockade: A Conversation with Llanisca Lugo“，於2024年5月3日刊登在《Venezuelanalysis》。
古巴已經承受美國的非法封鎖長達六十年，而委內瑞拉也在制裁底下過了近十年[1]。封鎖兩國的既定目標，是促進「政權更迭」。儘管這項政策還沒實現其目標，它已帶來許多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的挑戰。在這次訪談中，哈瓦那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Center）的國際團結協調員盧戈（Llanisca Lugo），探究了帝國主義封鎖的後果，以及抵抗這類單邊強制措施（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帶來的政治與意識型態影響的可行策略。
妳最近在卡拉卡斯（Caracas）的一次演說中，深入探討了門羅主義（1823年）及其與帝國主義制裁的歷史聯繫。妳可以進一步詳述嗎？
深入探討針對古巴、委內瑞拉、以及整個區域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歷史背景是重要的。這些政策可以追溯到門羅主義，其明確主張了美國支配美洲大陸的意圖。門羅主義蘊含的是美國以最小努力最大化利潤的驅動力。
隨時間推移，美國對這個地區施加控制的企圖已發生轉變跟調整。我們的解放事業與帝國主義力量之間的權力平衡的改變，決定了政策的變化，但其目標仍維持相同。
讓我們以古巴為例。當你回顧我們的歷史[2]，你會發現帝國主義的手段隨時間改變。起初，美國試圖從西班牙手中買下古巴。隨後，儘管古巴距離勝利僅一步之遙，美國還是策略性地干預了我們的獨立戰爭（1895－1898年）。美國的干預使古巴實際走上了再殖民的道路。雖然名義是共和國，整座島嶼事實上與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動態綑綁在一起。
接著，古巴革命（1959年）勝利的不久後，當古巴人民成為他們自身歷史的締造者，美國則開始奉行集體懲罰的政策。
這條公式很簡單：當人民起義反抗美國的支配和資本利益時，帝國主義就用盡一切手段來懲戒那個社會。在古巴革命之前，哈瓦那的飯店、渡輪以及企業迎合了邁阿密的資產階級的需求。事實上，整座島嶼是為了美國資本利益在運作。革命登台不久後，封鎖就定位要懲戒人民。封鎖從過去到現在是經濟和金融性質的，但它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孤立。
當一個國家——無論是古巴、委內瑞拉、或任何其他國家——試圖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宰的世界裡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遲早會受到帝國主義的「制裁」。我需要澄清，當我談到帝國主義，我傾向於聚焦在美國上，但帝國主義是由經濟、政治與文化力量的網絡構成的——這片網絡由美國為首的資本金融邏輯所驅動。
單邊強制措施為何成了帝國主義軍火庫中的首選武器？
封鎖並沒有出現在帝國主義講述的故事當中。為什麼？想法是要把一個被封鎖國家所產生的問題的責任，轉嫁給該國的「壞」政府。這很重要，因為封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效率，國家機構因而將被視為不適切和無能於治理，並成為需要為當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負責的唯一對象。
當然，封鎖永遠不會單獨出現。在古巴，公然的暴力被採用來對抗革命，但當前封鎖是帝國主義使用的主要機制。封鎖作為一種策略，是為美國帶來優勢的一種文化和意識型態機制。
妳曾經主張，在某些情況下，封鎖可能引起革命事業和人民之間的分化。妳可以加以說明嗎？
我們的情況很複雜，因為古巴和委內瑞拉都著手進行了以人民為主角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兩個進程中，儘管方式不同，但人民的權力一直是核心。古巴和委內瑞拉都肯認人民是變革的主體，因為人們理解社會主義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實現。
然而，人們在面臨長期的短缺後，社會疲勞、失序、以及冷漠就開始出現。這導致了作為主體的人民和革命事業之間的斷裂。當這發生時，變革所需要的革命力量和事業本身之間的張力就開始顯現。
因為作為革命力量的國家需要確保人們的糧食、生產必需品、以及幫助弱勢群體，這些將削弱戰略性的事業。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情況需要持續被監控。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不讓眼前的問題使我們偏離戰略目標。這意味著，在解決短缺和其他經濟問題時，我們也必須關注革命——這始終是在進行的工作——並且處理我們民主進程中的缺陷。簡言之，我們必須在解決當前目標的同時，追求革命事業的戰略目標。平衡兩者對避免革命事業和人民之間形成代溝是極其關鍵的。
封鎖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管道、阻礙了我們跟銀行的關係、也延遲了重要貨物的運輸，例如牛奶、甚至是醫院運作所必要的燃料。在處理這樣複雜的狀況時，要延續一個打造革命的政治論述是困難的，但這麼做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最為知悉的古巴案例中，人們為了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這是憲法中我們革命的意識型態來源——討論該「怎麼辦」，付出莫大努力。我們的論辯也借鑑了荷西．馬蒂（José Martí）和婓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思想。然而，封鎖持續地阻礙進展，同時造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壓力。
封鎖我們國家的既定目標是「政權更迭」。古巴已經承受制裁制度超過六十年，而委內瑞拉也經歷九年的封鎖。即便如此，我們的政府仍屹立不搖。那麼為什麼美國帝國主義仍持續推行此政策？
封鎖跟美國國內政治緊密交織，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它超越了政黨界線，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擁抱這項策略。然而應當指出，川普的政策可能是最嚴厲的，因為這些政策阻礙了我們獲得醫療進口產品的能力，並對我們的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儘管封鎖沒有成功推翻我們政府，它仍有效地創造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疲乏和冷漠。此外，封鎖使得年輕世代更為斷裂——這個世代沒有親身經歷過革命，那是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發生而解放的史詩感和氛圍感最為強烈的時候。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革命永遠不會是完成品而且可能被逆轉。革命並不總是線性的，它不是永久在上升，而且可能被取消。我們也了解到，革命中的低迷可能比躍進要更加痛苦、激烈和迅速，而躍進往往是緩慢的，因為革命之變革需要力量和耐心。
封鎖的懲罰效應已經導致一些年輕人抱有資本主義提供他們更好前景的想法，從而吞噬了他們的反叛性。後果是，一些古巴年輕人渴望進入由資本邏輯定義的勞動市場。
當你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值得、認為排除某些人以便其他人躍升是正常的、認為私人企業運作得更好、認為集體方案使你筋疲力竭時，資本的邏輯就贏了。
因此，我們必須加入當下仍在進行的，關於哪個社會模式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的辯論。我們必須證明，共產主義社會會是更好的。
為什麼從我的觀點看來，這是如此重要？因為封鎖使我們的歷史和敵人無法被看見。它創造了一種敘事，其中革命承擔了所有災禍的責難，而成功和解決方案似乎來自其它地方。
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我們的革命歷史的年輕人們沒有反思空間、如果他們沒有他們的組織、如果他們沒有地方依循自己的心來重新點燃革命精神的氛圍……那麼，我們就可能失去我們集體鬥爭的初衷。
最後，我們不能假定我們的事業已經完成、不能假定其在面對帝國主義時是堅固、同質且具抵抗性的。我們處在一個永久的鬥爭當中，並且需要永久的辯論並行。
妳談到需要培養青年的革命主體性。除了妳所鼓勵的至關重要的持續辯論之外，妳還建議採取哪些其它行動？
我常常想到的是，我們不應該空想一個充滿完美的良善、知識、以及預言性的光輝的地方。我們夢想中的理想事業並不存在。沒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也沒有人手中握有完美的路線圖。因此，我們必須從組織起來的人民身上找尋前進的道路，但即使是人民也不是無所不知的。
我們會犯錯，張力和矛盾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但這就是前進的方向。什麼樣的未來在前方？我們需要做更多組織工作並且做得更好。曾經有一段時間，古巴革命因為廣大的草根組織而取得巨大的躍進。這應該是我們的典範。我們需要讓這些組織恢復活動、培育它們、並幫助它們進步。
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找尋其它方法來促進從反叛中誕生的共同主體性。我們應該鼓勵組織一場大會的一群學生、或是聚集起來解決當地問題的一群貧民窟孩子。這些空間應該被允許自發地蓬勃發展，即使它們沒有依循指定的確切路徑。
組織方法有很多；有些是明確政治性的，有些則不是。然而，我們必須避免蔑視後者。一群年輕人組織起來踢足球可能不是明顯政治性的，但他們的努力具有集體的面向，在本質上悖反了資本的邏輯。
我們必須激勵年輕人的反叛性和熱情，我們必須鼓勵為我們的革命進程注入活力的空間。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必須訴諸我們的歷史，讓所有人都融入到革命事業當中……但每一個世代都必須開闢屬於自己的道路！
我們必須互相辯論和傾聽，如此一來出現的多樣性也會趨於一致。無論是政黨、青年組織、或是公社都無關緊要；任何使我們作為共同主體的組織事業都是具解放性的。
妳最近造訪了委內瑞拉。妳對玻利瓦革命有任何特別看法嗎？
每個革命進程都有其美麗之處。我們其中一項待處理的任務，便是向委內瑞拉人民傳達他們的革命進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有多重要。事實上玻利瓦革命對古巴有巨大的影響。當我們聽到查維茲（Hugo Chávez）的演說，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連結到我們的事業，因為他談論的不只是國家的解放，更是整個洲的解放。
我們也受到委內瑞拉公社的啟發。它們可能並不完美，但很明白的是：當人們組織起來、集體地處理日常事務、並且生產他們需要的產品時，一個平等的社群就出現了。這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根本一步。
在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我們正在研究委內瑞拉公社，也正在努力跟公社成員交換經驗。我們想要多了解他們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過程、了解他們跟國家的互動、以及他們如何施加壓力、組織流程和報帳。
我們在古巴有美好的經驗，但委內瑞拉的公社也可以教會我們許多。如同我最近訪問卡拉卡斯時說的，我們應該捲起袖子走進公社，以便互相了解跟學習。沒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我們無法獨自實現解放。我們必須從矢志戰勝資本主義、將我們人民從帝國主義的枷鎖解放出來的每一個運動中激發靈感。
[1] 【譯註】關於美國對委內瑞拉實行近十年的制裁歷史，可以參考《Venezuelanalysis》出版的著作《一場沒有炸彈的戰爭：制裁對委內瑞拉的社會、政治、經濟影響》（A War Without Bomb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其中經刪節和編輯過的中譯版本可參考這裡。
[2] 【譯註】關於古巴謀求解放又與美國帝國主義糾纏不清的歷史，可以參考黑體文化近期出版、美國歷史學者費瑞（Ada Ferrer）的著作《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以及政大新聞系馮建三教授為其寫的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