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霈榆
4月23日憲法法庭展開「死刑釋憲」言詞辯論，由37名死刑犯聲請釋憲，其中一位聲請人代表是「被害人家屬」李宣毅律師。繼第468集和台大社工系副教授Ciwang討論「等死」的死刑犯如何等待死亡後，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人權律師李宣毅，一起討論為何要追究加害者的犯罪成因？被害者家屬遭遇著什麼樣的心理創傷？
從被害人家屬經驗出發 走出傷痛
李宣毅律師回憶，當年還在讀高中的他，突然接到噩耗，一手將他養大的阿嬤在路上遭歹徒搶劫，被推倒在地撞傷頭部，導致顱內出血，送醫後死亡。李宣毅坦言，當時看到母親泣不成聲的模樣，以及報紙上阿嬤當選模範母親的新聞，十分痛苦，兇手更始終沒找到，導致有一段時期產生暴力傾向，時常在路上和人打架。
因為阿嬤的離世，李宣毅轉而對刑法及犯罪學感興趣，因此大學選擇就讀法律系。儘管該案沒有進入訴訟程序、沒有被告，詳細事情經過更是一片空白，幸而在大學求學期間，透過老師的引導，開始為當年阿嬤的事件經過「填空」。這促使他開始思考自己追求的目標，若是能更了解犯罪成因，並真正地根絕犯罪可能，阿嬤的死亡便能成為最後一個不幸案例，讓阿嬤的死更有意義。
李宣毅從自身經歷以及過去經手案件的經驗中歸納，認為在公民教育裡面需要多去分享如何面對「重大創傷」，讓人們傷痛遭遇時，不單純只是依循「放下」、「走出來」這類抽象的概念。他呼籲，國家需要吸收更多被害者經歷，以及增加對加害經驗的觀察，讓被害者及其家屬了解該如何度過初期的煎熬時刻，找回生命的脈動，同時和過去的傷痛和平相處。
國家具照顧被害者、防止犯罪發生的責任
李宣毅表示，國家應該更有能力去照顧被害者，以及防止犯罪成因發生，他認為目前政府的所作所為太不負責任，應該有的犯罪被害人保護以及犯罪防治政策。他進一步表示，在追蹤犯罪成因時，他發現有許多機制正陷於失能，例如潛在加害人所屬的社區、家庭或職場常接不住他們，或者有些具精神障礙的公民，在面對「運氣不好」的困境時，如何防止他們成為犯罪加害人，同時不被社會排除，將是一項具挑戰的任務，需花費大量資源及跨領域專業整合，不單單只是司法機關的任務。他也認為，國家在面對已犯罪的加害者時，除了採行「排除、淨化」的處理方式，也應有「矯正、調整」的可能性。
主持人管中祥回應，過去進行精障者成因研究時，發現往往與原生家庭，或者同學、朋友之間的競爭關係有關，致使產生挫敗感，得不到社會及家庭的滿足有關。李宣毅從過去承辦刑事案件的經歷，也歸納出被告的行為與親子關係具直接關聯，大眾需要去學習如何更恰當地對待小孩及身邊的人。
李宣毅說，「死刑」作為一種補償被害人的手段，對國家而言其實不需要花費太多力氣，是推卸責任的方法之一，不僅不需將事件調查透徹，更忽視追尋犯罪成因以及被害人長期保護的責任。過去討論死刑常聽見「一命換一命」的說法，他認為這個概念源自於在民主共和國出現以前的家父長制做法，在不平等的階級之下，性命僅是家父長擁有的財產之一，當家父長下某一人遭殺害，需要以對方家父長下某人的性命作為賠償。時至今日，李宣毅承認，若聽到兇手被殺了，身為被害者家屬的他可能會稍微緩解情緒，但進一步思考，阿嬤的性命和兇手的性命沒有可比性，所謂「一命換一命」實則相當不合理。
被害者家屬之痛 犯罪之惡源自社會
過去曾為小燈泡案被害者家屬告訴代理人的李宣毅，談及被害者家屬面對傷痛的反應，他認為，小燈泡的父母屬於「特別強壯」的被害者家屬，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在事發後有別於大眾刻板印象中女性傷心哭倒、昏厥的形象，而是跑到第一線去問「為什麼？」，想了解這個事件為何會發生，作為委任律師的李宣毅這時提供了家屬多方觀點。
李宣毅表示，小燈泡案的加害者王景玉從開始偵查到審理開庭，皆展現出他異於常人的反應，後來開始用藥才趨於穩定。由心理學、精神醫學專家背景組成的醫療團隊鑑定下，能看見王景玉的成長史，他認為王景玉走到犯案的這條路完全不是必然。王景玉來自經濟拮据的家庭，父母與社會缺乏溝通及建立人際關係，沒有太多機會讓孩子到外界發展，加上他有藥物濫用的問題，導致進入職場後挫折不斷。
「對我來講犯罪之惡，是從這個社會的土壤裡面長出來。」李宣毅認為，如果我們從某個時間點做出行動，截斷因果關係，能夠接觸並擁抱他，讓他發展得更好，或許悲劇就不會發生。
跨部會業務 犯罪成因調查具挑戰
在討論加害者犯罪成因時，有些人主張要在量刑前來做社會調查，由專家、諮商師去了解他們的犯罪成因，行政機關也應瞭解他們的成長環境。然而，這些做法需要耗費大量資源，李宣毅表示，當時王景玉固定會去看診開藥的醫師曾至法庭上作證，指出矯正機關非常缺乏資源，更遑論社會安全網，這牽涉到國家預算的排擠。
李宣毅說明，在美國也有類似犯罪成因調查的機制，派出緩刑官以及社會工作者進行調查；日本也有情狀鑑定的類似調查；在台灣他也曾經看過花費兩萬元或者三、四十萬元的犯罪成因調查，產出的報告內容及調查方式各有不同。他質疑，國家若想將自己的國民殺掉，為何連成因都不想了解，他也疑惑，只透過幾次訪談是否足以了解加害者？
李宣毅補充，司法機關的職責在於審理構成該罪之「構成要件」、「違法性」、「罪責」事實，尋求犯罪成因並非主要審理範圍，而是行政機關所負責的任務。但往往案件發生後，行政機關常會以「尊重司法判決」為由卸責，他擔憂若犯罪成因的病灶仍舊留在社會未被發覺，案件將可能一再重演，他期待有一位穿針引線的人，將衛福部、法務部等跨部會資源串起，透由調查防範悲劇再發生。
管中祥表示，大學校園裡也有類似的狀況，最近幾年在大學裡，能感受到在精神或身體狀況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越來越多，但校內的支持系統卻非常貧乏，面對這樣的社會發展趨勢，若不去處理，將一直處於不安的狀況，甚至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追究犯罪成因 被害者家屬的復仇
在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中，大法官詹森林曾詢問李宣毅，儘管他外婆遭殺害，為何仍認為不應該追究加害人，而是應探究犯罪成因。李宣毅表示，這並非是自己有寬容氣度，他認為追究犯罪成因，才是「真正的復仇」，重新找回阿嬤的生命價值，要求國家必須調查清楚犯罪成因，了解被害者面對的困境，弭平創傷。
